廖泽芳 杨思彤 王雪峰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海洋环境污染成为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代际交替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数理模型，将健康人力资本纳入模型，系统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机理。在此基础上，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 型”特征;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有正向作用，两者联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海洋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采取动态化的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策略，完善健康保障制度，发挥健康人力资本效应;完善海洋环境治理体系，激发海洋环境规制市场活力，以保持海洋经济增长和海洋环境双赢。
关键词：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健康人力资本;海洋经济增长;“倒U 型”
中图分类号：F124;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3）05-0071-09
0 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总量稳定增加，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10年超过9%，海洋经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但宽松的海洋环境规制给海洋经济带来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生态结构失衡以及海洋资源枯竭等。同时，由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属性，易导致“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的行为[1]。日益恶化的海洋环境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迫切要求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2]。在此背景下，实施严格的资源环境规制对于改善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严格环境规制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证实[3-4]。但是，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研究则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和创新投入，导致企业在生产管理和效率方面受损，因此，严格的环境规制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5-6]，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是存在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提出了“波特假说”[7]，认为当企业的生产率随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提高时，该假说成立，否则该假说不成立。“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实行严格且合适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足以抵消实行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目前，学者们关于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研究较为丰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经济绿色发展以及海洋经济转型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尽管政府采取了海洋环境规制措施，但是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和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仍未解决[8]。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9]。在海洋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发现在环境规制促进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大于该值时环境规制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10]。基于海洋经济转型视角研究发现，各地之间海洋经济转型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是转型难度也在逐渐提高，并且还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本地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则与海洋经济存在“U 型”关系[11]。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不足之处。①缺乏理论层面的支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较少有学者从健康人力资本视角出发。而居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而且也能提高劳动从业者的工作效率，最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12]。②尽管“波特假说”在诸多行业得到了证实，但针对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发展是促进还是抑制效应，学者们仍持有不同意见[13-15]。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而海洋经济又与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紧密相关。因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此背景下，从宏观层面出发，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确定合适的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以促进海洋经济增长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献极少。基于此，本文利用代际交替模型（OLG）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将健康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中，深入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海洋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激发海洋环境规制市场活力，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探讨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海洋经济增长，本研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利用代际交替模型（OLG）[16]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引入健康人力资本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海洋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OLG假设每个人一生只包含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青年时期通过勞动获得收入，并将收入全部用于日常消费、健康支出和储蓄;老年时期的日常消费支出全部源于青年时期的储蓄及利息。OLG还假定：人口存在新老交替，青年人会随时间变成老年人，老年人也会随时间消亡，而青年人又会出生。因此，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假定存在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强度为σ ，居民健康消费支出为η （σ >0、η >0）。因此，环境规制强度和健康消费支出不仅影响青年人的退休生活，而且也会影响下一代子女的健康。居民健康水平主要与健康消费支出、环境规制强度以及居民自身先天条件因素有关。其中，健康消费支出（η ）是决定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17-18]。政府采取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σ ）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进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19]。由于居民自身先天条件不是本研究的重点，因此设为φ 。则健康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xt+1 =η·σ·φ （1）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如何通过健康人力资本影响海洋经济增长水平呢？ 由于身体健康的人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居民健康水平的高低显著影响了效用水平[20]。因此，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引致海洋生态环境改善，进而影响海洋从业人员的健康水平和效用水平，最终影响海洋经济增长水平①。用效用函数表示为：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被解释变量G 与上述理论分析保持一致，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经济总产值的增长率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没有统一的定论，包括直接选取与污染物有关的指标、与环境治理费用有关的选取以及利用环境法律、法规表示环境规制[21]。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和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两种指标。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EOV1it =CSit/Sit ，其中，CSit 为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域使用金征收额;Sit 为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确权海域面积;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 EOV2it = （INEit×βit ）/GOVit ，其中，INEit 为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βit 为海洋产业比例;GOVit 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生产总值。
HUMit 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选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疗费用支出占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的比表示。各地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疗水平，因此，选取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CUMit 作为代理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控 制变量的选取包括：
① 海洋产业结构指标（IND）。选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第三产业与海洋第二产业的比值，该值可以很好地表现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趋势。②人口年龄结构（POP）。本研究以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指标。
③储蓄水平（SAS）。经济理论认为储蓄水平资本积累的源泉，储蓄水平的高低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文中储蓄水平=1-最终消费率，其中最终消费率=各省消费（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各省生产总值。④对外经济开放度（OPEN）。沿海地区对外经济开放度是吸引高端要素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外商直接投资/各省生产总值”表示。⑤海洋科技创新水平（TECH），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是将科技创新转化以增加资本产出，用海洋科技创新投入与海洋生产总值的比表示。⑥地方竞争水平COM，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地区将拥有更多的物资资本为海洋环境管理提供保障，用各地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表示，所有控制变量均取对数。
上述各变量的数据来源说明如下：海洋经济增长率和海洋科技创新来自《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海洋环境规制数据、健康人力资本、储蓄水平和对外经济开放度均来源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和《中国人口年鉴》;人口年龄结构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地方竞争水平来源于《中国财政税收数据库》。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各变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差异性，最小为-0.339，最大为0.456。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也较大。健康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379和0.021，较好地反映了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在逐渐提高。控制变量中，海洋产业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储蓄水平在2007—2019年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反映沿海各地在不同发展时期具有较大差异性。总体上，沿海各地的省级面板数据能较好地反映个体差异性和时间趋势性。
3.2 实证结果
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列（1）和列（3）表示未加入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健康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表示加入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健康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回归结果。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进行回归（P 值为0.0021）。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列（1）中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二者均不显著，表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增长只产生了正向线性影响。
原因在于政府对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实行单位排放量税收管制政策，由于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治理体系和保障均不完善[2]，企业可能采取应对措施以抵消政府管制政策。列（2）中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系数为0.0092，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海洋经济增长。而健康人力资本以及健康人力资本和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符号虽符合预期，但是并不显著。整体而言，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
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中，列（3）中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0.1378和-0.0049，并且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倒“U 型”非线性关系。海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海洋经济增长0.1378个单位，该回归结果与上述理论分析基本一致。原因在于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阶段时，对健康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大于因海洋环境规制而削减的生产性资本的促進作用。海洋环境规制强度达到拐点时，继续提升海洋环境规制将使削减生产性资本的效应超过健康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此时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我国目前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0.007），继续增强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将有助于提升海洋经济增长，实现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双赢”，以破除“两难”悖论。列（3）中健康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其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中健康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0.2083>0.1236）。列（4）中健康人力资本的系数为0.4242，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健康人力资本交叉项系数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健康人力资本的联动作用有效促进了海洋经济增长。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从0.1378上升至0.2194，这是因为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属于事后规制行为，政府可以采取较强的措施干预，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劳动的边际效率。与前文理论分析中海洋环境规制强度通过提高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相一致。海洋环境规制条件下，控制性变量中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的是地方竞争水平。
竞争水平越高的地区拥有更多的物资资本、财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为海洋环境管理提供保障。尤其是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的前期投入需求较大。
3.3 稳健性分析
为保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采用变量替代法[22]重新进行回归。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HUM）替换成每万人拥有的医疗床位数（CUM）。拥有的医疗床位数越多，意味着医疗资源越丰富，对于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促进作用显著，与上文类似。由于控制变量较多，文中并未列出，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也比较符合，因此，认为上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代际交替模型（OLG）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将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和健康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影响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①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濟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②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与海洋经济增长存在“倒U 型”特征，当前海洋环境规制强度较低，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双赢。③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有正向作用，两者联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海洋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建议：①稳步提升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双赢。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倒U 型”特征，政府应采取动态化的海洋环境规制强度策略。在海洋规制强度较低阶段，适度增加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有效增加海洋经济竞争力;在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高水平时，适度降低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以保持海洋经济增长。②制定完善的健康保障制度，发挥健康人力资本效应。海洋从业人员的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进而对海洋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提供包括促进生理和心理完善的健康保障制度，提高海洋从业人员的劳动效率，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③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激发海洋环境规制市场活力。优化海洋环境规制组合，设计合理、高效的市场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机制，让企业真正实现将负外部效应内部化，改变目前实行的海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治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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