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瑾 樊富珉 吴洁琼 汪 薇
①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杭州) 310085 ②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心理咨询中的共情包括两方面:①认知共情,即认知上理解来访者的体验;②情绪共情,即情感上体会到来访者的情绪感受[1-2]。团体咨询中的共情有更复杂的内涵。团体领导者除了对成员共情外,还会对整个团体做出共情反应,促进成员间共情。此外,成员彼此间也会共情[3]。近年一项元分析表明共情是显著预测咨询效果的指标[4]。多个团体咨询的实证研究支持共情在促进团体凝聚力上的作用[5-6]。共情除了内部的理解过程外,还需外部的传递过程才会起作用,即共情表达。多个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均强调共情表达是共情不可或缺的过程之一[7-10]。了解团体中的共情表达有助于团体领导者更好地促进共情的形成,进而提升团体凝聚力和团体效果。
多数研究集中于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并沿用个体咨询中的概念。如有研究者认为咨询师的共情表达包括情感、认知和态度3个方面[11];以多种方式呈现,包括用关心、富有表现力的语气,表明与来访者相似的情感强度,重述来访的表达等[12]。少数学者提及团体领导者还会运用特有的团体技术,如联结、普遍化等促进成员间的共情[13]。
但这一视角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团体特性和团体成员自身的共情能力。有研究发现团体成员的共情可以促进成员关系、情感支持和认知领悟,从而提升团体会谈效果[10]。成员自评的共情水平越高,会谈效果越好[14]。Suwinyattichaiporn指出团体成员的共情表达包括言语肯定、体验分享、共情性声音、情绪性反映、共情性触摸5个维度[15]。邵瑾和樊富珉发现共情表达包含内容、形式、过程及态度4个属性[10]。Shao等发现成员共情表达的主题包含认知、情感、相似性、团体[16]。在认知层面的共情表达最多,团体层面的共情最少;在团体早期更注重相似性的表达,在团体后期深层的认知共情表达增多[16]。
上述研究分别从团体咨询师和团体成员的角度阐述了共情表达在团体咨询中的重要性,以及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但这些研究结果难以统合。因此本研究旨在使用同一共情表达的概念框架来探究团体领导者和团体成员的共情表达,从而帮助团体领导者更好地利用团体共情表达的特点来促进团体中共情的形成,进而提升团体凝聚力和团体效果。
本研究沿用Shao等的定义[16],认为团体中的共情表达指将对单个或多个团体成员、整个团体的理解或共享的感受表达出来。依据共情相关文献提出共情表达的初步框架[1,13,16-17],包括①认知:表达认知上对成员的理解;②情感:表达体会到的成员的情绪感受;③团体:表达对团体的理解或感受到的团体氛围。④相似性:表达成员间的相似之处。拟采用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对团体领导者和成员的共情表达进行分析。该方法可以对复杂、难以量化的现象更细致、深入和全面地描述[18-19],更适用于本研究的目的。
1.1 对象
基于质性研究数据丰富性的考虑[20],本研究选用非结构化团体,包含更多自发的人际互动[21]。共6个在北京某高校开展的学业幸福感团体参与研究,包括10名团体领导者(7名女性,3名男性);年龄33～51(43.17±6.15)岁,平均团体咨询经验6～12(12.0±5.93)年。每个团体由两位领导者协同带领。共有42名团体成员(3人未报告人口统计学信息),均为大学生;10名女性和29名男性;年龄19～24(21.53±1.74)岁。团体遵循Yalom和Leszce非结构化人际过程团体的一般原则[21]。目标是:①处理学生的学业问题和情感问题;②改善人际功能。每个团体次数为10～12次,每次1个半小时。
1.2 方法
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是一种经检验可重复、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质性研究方法[18-19]。标准的CQR程序包含自上而下的分析过程--基于理论及文献基础划分主题,以及自下而上的分析过程--基于资料编撰核心内容,并归纳类别。运用达成共识、外部核查、频次统计等手段,尽力消除研究者主观偏见,使结果尽可能接近资料本质[18-19]。研究步骤如图1所示。
图1 CQR的研究步骤
1.2.1 前期准备 ①团体招募:团体开始前向北京某高校8个学业幸福感团体发放研究知情同意书,对团体录音及保密性进行说明,全体人员均同意的签署知情同意书,共6个团体自愿参与(每个团体人数为6～8人)。②转录:对团体过程录音,共得到47份录音(因技术原因,部分团体过程未有效录音,每个团体录音为6～10份)。Hill等建议CQR的样本量为8～15个[19],本研究根据以下标准选择了15份录音,为确保质性分析资料尽可能丰富,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团体和团体领导者:a录音完整;b参考以往团体研究的做法[16,22-23],按3等分将团体划分早、中、晚不同时期(例如12次的团体,前4次为早期,5～8次为中期,后4次为晚期;10次的团体,前3次为早期,4～7次为中期,后3次为晚期),选取不同时期的录音(早期4个,中期6个,晚期5个)(由于录音质量问题,最终纳入研究的不同时期的录音份数不同),并尽可能涵盖不同的团体会谈次数;c不同团体时期至少有3个小组,由不同团体领导者带领。15份逐字稿共超过27万字。随机选择13个文本进行正式分析,2个用于稳定性检验[18]。团体成员和领导者使用化名,删除可识别信息。③研究团队及培训:分析团队包括3名心理咨询专业研究生,2名硕士生,1名博士生,均有团体咨询经验和CQR研究经验,另有1名有丰富团体咨询经验的高年级博士生担任外部核查者。④澄清期望与偏见:研究小组在分析资料前公开讨论偏见和期望,尽量避免主观想法影响结果诠释。
1.2.2 个案内分析 ①划分主题:基于前期文献基础,将主题划分为认知、情感、相似性、团体4个,无法划入又符合共情表达定义的资料划入“其他”主题。研究小组各自阅读转录稿,将所有符合共情表达定义的资料划入相应主题。每完成1～2个转录稿后,讨论并修改,达成一致。②编撰核心内容:对各主题下的资料简短总结,去除口语化和冗余部分,尽量贴近原意。研究小组对每个个案的核心内容讨论并达成一致。
1.2.3 交叉分析 ①归纳类别:研究小组将核心内容按主题汇总,提取各主题下的类别。先独立阅读材料,划分出可行的类别,再经反复讨论达成一致。最后形成10个类别,具体见结果部分。②修改主题:对最终类别的分析发现原先的5个主题不适用,如“团体氛围”这一类别虽与团体有关,但从成员的体验而言,更偏重于情感表达,与“情感”主题更相符;原主题“相似性”数量较少,且无更具体的类别,因此将“相似性”、“团体互动”、“团体关系”归纳为“联结”主题,比原主题“团体”更能准确描述共情表达的内容。因此通过重新归纳、讨论,调整为3个主题:认知、情感、联结。
1.2.4 结果检验 ①审核:资料分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外部核查者审核。核查者可提供不同角度帮助研究者尽可能准确地抓住资料本质。研究小组就每条反馈讨论,将修改后的结果返回给核查者。如此循环直至对资料做出准确理解。②结果呈现:根据最终审核通过的类别,研究小组统计每个主题下不同类别出现的频率。按照CQR惯例,统计类别频率的结果分为“普遍”、“典型”和“部分”3种。某一类别如果在全部个案中均有出现或只有1个个案例外,标为“普遍”,如果在一半以上个案中出现标为“典型”,其余出现在2个以上个案(包括2个)中,数量不过半的类别标为“部分”[18]。③稳定性检验:剩余2个个案用于稳定性检验。对文本重新编码,考察是否出现新的主题和类别、以及频率变化。在重新编码后,未发现新的主题和类别出现,频率不变。说明结果稳定。
1.3 统计处理
使用Nvivo 11对文本进行主题划分;使用Excel对文本进行核心内容编撰、个案内分析及交叉分析。
2.1 团体成员及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类型列表
根据CQR分析结果发现团体成员和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包括3个主题、10个类别,主题和类别的定义和例句(下划线部分为共情表达的内容,成员与领导者各举一例,见表1)。
表1 团体成员及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类型列
认知主题:该主题是团体领导者和成员普遍的共情表达类型,包含多个类别,涉及不同深度(从表层含义到深层理解)、不同内容(一贯的特点模式、动态变化或当下的状态)。
情感主题:该主题既包括针对单个或多个团体成员的情绪感受,也包括对整个团体氛围的感受,有明显的情绪感受词。在领导者中普遍存在,团体成员中典型存在。
联结主题:联结主题关注团体成员间或整个团体的互动和关系。相似性是团体成员特有的类别,包括想法、感受、经历、特点等方面的相似。与之对应的是领导者表达成员之间同异性这一类别,指出成员与成员间彼此的共同点或差异。团体互动类别侧重团体中的互动过程或方式。团体关系类别侧重成员间的关系,或成员与团体的关系。
2.2 团体领导者与团体成员的共情表达内容比较
CQR以团体为单位计算频率,即在1次团体会谈中出现该类别就记为1次。该方法虽能体现团体层面的情况,但丧失了团体内的信息。因此研究者按照共情表达出现的条目数计数,并计算各类别所占比例,以此比较领导者和成员的差异,见表2。
表2 团体成员及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内容比较
结果发现两者在认知主题上无差异,在具体类别上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团体成员在表层含义和特点模式上的比例高于领导者,在深层含义、动态变化上的比例低于领导者。成员在情感及联结两个主题上的比例与领导者有显著差异,具体为领导者在情感主题上的比例更高,主要差异体现在情绪感受这一类别上。而成员在联结主题上的比例更高,体现在相似性/同异性上,示意图见图2。
图2 团体成员与团体领导者存在差异的共情表达类别
团体领导者和团体成员的共情表达具有同样的主题,认知、情感、联结,且频率为典型或普遍。说明共情表达并非团体领导者特有的专业技能,而是团体中典型的人际互动。
两者在共情表达的数量和类别比例上存在差异。说明团体成员和团体领导者的共情表达方式不同。首先本研究发现成员在联结主题上的共情表达比例更高,具体表现在相似性/同异性类别的数量和比例比领导者高。说明相对于领导者,团体成员更关注与成员的联结,表达与其他成员相似的地方。这可能是团体成员特有的共情方式,在团体领导者上很少见。大量对共情的研究发现相似性是共情的重要影响因素。脑科学研究证实,相似性越高,就会激活更丰富、更复杂和准确的表征,从而更好地理解对方[3]。Markin发现团体成员会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来推断他人的情绪[24]。当相似性高时,成员更容易理解其他成员[10,25]。因此依赖相似性对于未专业受训的团体成员而言是更容易、更天然的一种共情方式。团体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共同的基础,成员间能够彼此联结[26]。Stürmer等发现团体成员倾向于聚焦于团体中的相似性,这可能帮助成员感觉到安全、有普遍感,从而产生团体凝聚力和认同感[27]。因此虽然团体成员在共情表达数量、认知共情深度、情感共情上不如团体领导者,但关注彼此的联结可能成为了其共情表达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后续可结合团体效果的数据加以证实。
其次团体领导者与团体成员相比,认知共情表达的深度更深,情感和团体层面的共情表达更多。团体领导者是助人者,接受过专业的共情训练,关注点在成员及整个团体上[17],因此领导者会有意识地运用多种共情技巧来发挥助人功能。除了受训经验外,成员在情感层面的共情表达也可能与文化和性别因素有关。有研究发现相比美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的共情更多体现为表达自己类似的感受,而非反映对方的情绪[28-29]。此外,男性的情感共情比女性更少[28],而本研究被试的男生比例更多。因此可能导致本研究结果中团体成员情感共情的表达更少。
总结而言,团体咨询中团体成员与团体领导者有着同样的共情表达内容,包括认知、情感和联结三方面。但两者在3个主题上的表现不同。团体领导者的认知共情表达深度更深,情感层面的共情表达更多,而团体成员则更注重联结的共情表达,两者形成互补。这一结论提示团体领导者可以在共情深度、情感共情等方面加强榜样作用,通过示范,促进团体成员的人际学习,提升其共情能力。另一方面团体领导者也可利用团体成员注重联结的特点,通过指出成员间的相似性加深彼此共情,加以互补,共同促进团体中的共情。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反映的是共情表达言语内容的特点,未涉及非言语表达及态度。而非言语表达及态度也是共情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可深入研究。其次本研究主要基于15次学业幸福感团体,团体成员来自于理工科院校,男生比例偏多,因此结果可能受团体类型、主题、性别的影响。再者,有众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团体中的共情表达,如领导者和成员特点、团体氛围、领导者风格等等,后续可加以探究,加深对团体咨询共情表达的理解。最后研究分析资料的选取受到录音质量的限制,后续研究需要注意加强资料收集手段。
团体咨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团体中的动力、过程、内部体验难以或无法用量化方式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长期存在研究与实践的脱节,而质性研究能够架起实践与研究之间的桥梁。质性研究者与心理咨询与治疗研究者在探索人类本质的问题上有很多相同的观念和品质[30]。因此建议后续研究者可以加强质性研究在团体咨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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