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超,熊乐天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自1955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我国积极探寻为学生减负实践路径的脚步从未停下。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我国新一轮学生减负的序幕正式拉开。在社会、学校、家长等主体的共同参与下,“双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受价值观念、制度以及评价改革方案设计等因素影响,“双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来自心理、制度、价值等方面阻力。因此,有必要基于“双减”政策文本,进一步理清其价值追求,剖析“双减”实施中的阻力及其成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化解路径,推动“双减”顺利实施。
(一)教育目标由“育分”转向“育人”
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教育即生长,教育本身并无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应是一项滋养学生生命,促进其内在潜能不断生成的实践。“双减”政策颁布以前,受应试文化的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一方面弱化品格、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紧紧围绕考点、知识点练习与传授展开。特别是在校外辅导机构制造教育焦虑的环境下,教育生态日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变成了为上级学校输送“合格产品”的原料加工厂。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更是被制造成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口中“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为了实现学校教育目标由“育分”转向“育人”,“双减”以优化作业设计、转变教学形态、开展课后服务、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为着力点,从多个层面联合发力,力图使中小学回归到育人的道路上来。以往学校向学生布置的作业大多是统一化、应试化的题目。然而,人的身心发展具有差异性,智力结构也是多元的。在统一化、应试化作业的训练下,学生要么吃不饱、要么吃不了,进而引发其情绪焦虑与学业负担过重等问题。而“双减”就是要中小学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为学生定制课程、作业、教学,为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学习内容由固化的学科知识向多元的生活经验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学习内容仅是科学化的学科知识,而非蕴藏于生活世界中的经验。正是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导致了低质量学习的存在。对此,约翰·杜威指出,学校的学习内容要与儿童本身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唯有此,学习的有用性与趣味性才会被激活。学生才能愿学、乐学、爱学。基于此,“双减”要求学生的学习内容要贴合学生生活、经验、兴趣,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如“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多元的兴趣小组、课外活动对学生课余放松、身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可见,“双减”鼓励教学内容的扩充与饱满,强调要打破传统机械化反复训练式的学习方法,来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多地学校结合自身办学优势纷纷优化举措,使学习内容的变革更生活化、趣味化。如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晟舍小学依托特色资源的管理体系,构建以特色教师、特色学生、特色场地、特色星期等资源整合的课后服务形态。这一课后服务形态使“固定班+走班”的流动课后教学满足师资的充分共享、“固定学+展学”的特长技能专训满足学生的定向培养、“固定生+候生”的社团流动参与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推荐学+选学”的教学内容更新满足课后服务内容创新的需求[2]。
(三)评价方式由注重分数排名向综合素质转变
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里,“成绩”“排名”是衡量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业成效的重要尺度。分数与排名几乎成为检验与鉴定学生阶段努力的唯一指标。结果导致学生丢失“何以为学”的思考,遗弃“为何而学”的初衷,养成追逐高分、攀比排名的学习惯习。“双减”政策在评价方式上的转变体现在由过去单一片面的分数排名,转变为对学生身心健康、兴趣特长、道德情操等全面考察。如“双减”提出要“坚持以学定考”,在命题上,要“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防止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在呈现上,要使“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等。在这些要求的指引下,各地陆续启动对学生学业评价方式的变革,有针对性地围绕学情评估、成长增量、教学效度等方面进行调整。例如,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搭建“星空素养平台”,重点优化各科素养展示评价细则,方便家长、学生及时了解自我成长的全面轨迹。家长感慨:“以前孩子每次考试前都特别紧张。评价方式改变后,她紧张情绪少了,对学习的抵触情绪也少了,学习效果变好了。”[3]这种对学生综合全面的评价是推动“以考促学”“以考促育”的重要抓手。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更有助于健康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构筑。
(一)心理阻力:认知偏差下利益相关者的情感焦虑与新政下的排斥抵触
1.认知偏差下利益相关者的情感焦虑
心理学家将信念形成过程中掺杂的难以预见的人类固有心理因素称作认知偏差。认知偏差会扭曲本体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清晰、精确、客观思考的能力[4]。“双减”场域中,认知偏差体现在家长与教师未能及时、正确、全面地认识并接纳“双减”。由于未能全面正确认识“双减”,他们便对“双减”产生了一系列焦虑心绪。多数家长害怕在学校减负工程的运作下,孩子的学习会“掉队”,进而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特别是受一些错误舆论的影响,他们在学生作业与课后培训的多重减压中更加焦虑。在这种焦虑心理的驱使下,不少家长购买大量作业、试题让学生课余时间完成。更有家长私下聘请一对一老师或上门家教,这一系列由“双减”认知片面带来的情感焦虑,是阻滞政策深入推进的一项重要心理因素。
2.“双减”新要求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抵触排斥
抵制改革的心理阻力还表现为害怕被剥夺、倾向保守的民族性、对教育改革的抵制态度[5]。在“双减”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家长产生了“利益被剥夺”的心理状态。就教师而言,传统教学认知与“双减”提出的教学理念及方式间的冲突导致了教师的抵触情绪,面对新的教学方式、作业布置方式,教师面临着工作负担加重、教学管理难等教学困境[6]。另外,教师的其他如时间支配、家庭情感等利益也受到影响。《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47.2%受访教师每周纯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60.3%受访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导致工作量加大,70.9%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7]。就家长而言,“双减”给家长带来了时间与经济上的负担,致使家长形成了对“双减”政策的抵触。学校的各项减负举措为孩子留出了更多课后的自由时间,这就要求家长挤压更多个人时间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与放学后陪伴上。同时,在校外培训机构纷纷关停后,教培资源的紧张促使教育成本急速攀升,不少费用高昂的“私教课”“高级家政”涌入社区,这就使得“双减”下家长将要承受更为沉重的时间与经济负担。随着经济与时间负担的增加,家长难免对“双减”怀有抵触情绪。
(二)制度阻力:“双减”实施的制度供给不足与路径依赖
1.“双减”政策的制度供给不足
作为实现制度变迁的动力条件,制度供给对制度变革的有效落实与纵深推进起着重要作用。“双减”的落实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其提供源源动力。然而,“双减”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制度供给不足、相关制度逻辑牵绊等问题。其一,“双减”变迁的制度供给不足。“双减”的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予以支持,但实践中,“双减”却面临着经费支持、监督管理、激励机制等不足的困境。有研究指出,12.7%的学校反映课后服务教师补贴没有任何经费保障,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的比例不足20%[8]。正是由于经费的不足,“双减”实施所需要的物资供给、人员配备等难以保障。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双减”各项要求与规定无法落实落细,加速了其他不规范行为现象的滋生。激励机制的单薄不利于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联动合作,这些不足会严重阻滞“双减”纵深发展。其二,相关制度的逻辑牵绊。作为引导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双减”政策实施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教育制度,但现行的考试制度、课程制度、招生制度等和“双减”之间表现出不相适应的现象。例如,“双减”主张以等级划分的方式来评定学生学业成就,但目前招考制度依旧以分数来录取考生。在迎考备考背景下,教师仍将学生学习考纲知识、掌握得分技巧、获取好的分数作为第一目标。当学校实施“双减”时,这些不相同的、不相适应的现象就会形成一张铁笼牢牢牵制“双减”政策深入发展。
2.“双减”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某系统在进入某一路径后,在惯性力量下不断自我强化并固定在该路径上,而路径依赖的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机制使得行为主体沿着原有路径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锁定”,成为新制度及发展路径的重要阻滞因素[9]。既得利益团体在原有育人模式的运行中形成了固定的教学习惯、考试习惯、学习习惯等,这些因素会阻碍“双减”政策的落实与创新。其一,利益诉求下政策执行群体的虚假执行。政策执行者的行为除受宏观层面所属团体利益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层面的个人利益影响[10]。“双减”执行者也是有着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在执行“双减”时,他们以顶层设计者的认知、意志为参考,根据自身价值诉求重新设计符合自身利益的实施办法与配套方案,结果使“双减”的实施效果与预期效果产生偏差。如有研究指出,出于对成绩、升学的顾虑,不少中小学会对升学率不利的部分较少执行、“明减暗增”“名减实不减”“替代性执行”[11]。其二,政策执行者依赖过往经验行事。在长期的应试教育发展进程中,中小学深谙一系列符合中高考选拔机制的完整有效的评价操作模式,使他们能够在评价实践中反复借鉴与使用。“双减”是对既定评价取向、方法、流程的扭转,这些扭转使中小学课程与教学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险。当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时,众多中小学由于没有成熟成功经验的参照,于是他们会沿袭固有行事机制应对“双减”。如有学校打着不同于考试的幌子组织学生测验,以“学情分析”替代期中考试,以“智慧闯关”“随堂小测”等替代单元测试。
(三)价值阻力:多元主体观念与诉求的不对称
1.传统学习观与“双减”倡导的学习观不一致
学习是人们求知获能、形成认知、促进成长的手段,是凭借经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下,学习动机是以兴趣为导向、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性为目的,是自觉与快乐的[12]。事实上,“双减”倡导以提升身心素养、加强道德建设、弱化分数排名为特征的学习观,让学生学习之余得到充分的体育锻炼、劳动实践、兴趣爱好发展。然而,由于长期受应试文化影响,学习由原来的求知获能蜕变为关注成绩、排名的应试手段。显然,这两种学习观侧重点与目标截然不同,“双减”更关注学生身心发展与素质提升,弱化了对分数与排名的关注;传统应试更注重学生分数排名,弱化学生的身心发展与素质教养。正是两种学习观的冲突,“双减”在实践中遭遇了行素质教育之名,做应试教育之实的问题。有老师说道:“‘双减’就是告诉我们,学校、家长不能两眼只盯着分数。但是家长要分数,教育局也是打着能力测试的旗帜,变着法地组织统考、抽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想办法继续逼着学生继续苦学。”[13]
2.多元主体对“双减”的价值需求不一致
多元主体间达成一致的价值倾向与利益诉求是形成推动“双减”工作纵深发展的关键。事实上,“双减”视域下,各主体不同的价值诉求难以得到回应与满足。就教师而言,是希望从对改革的付出中得到更刺激有趣的教学、更多的资源、更高的地位和认同、更多的参与决策、更丰富的经费与晋升机会等回报[14]。但调研发现,“双减”自实施以来,随着工作时长增加、工作压力增大、专业学习需求增强[15],导致教师在生活、教学工作上遇到困难,工作幸福感降低[16]。就中小学校而言,其价值诉求是优质生源、充裕经费、出色教师、强大影响力。因而,在落实“双减”各项教育教学要求时,会出于保障分数的需要,有意识地优先强调学生的学业投入,结果导致在落实“双减”时“说一套做一套”。例如,有学校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补课,或组织放学后的晚间线上补习。在多元价值诉求的互动下,“双减”的实施无法回应上述要求,面临着政策指向与参与主体诉求间的冲突。
(四)自身阻力:“双减”政策可操作性不强与伦理性薄弱
1.政策可操作性不强
可操作性表示政策在执行时操作范围的大小,是判定政策在地方落地生根的重要依据。正是由于“双减”某些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其在实践中遭遇多种阻力。其可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双减”的某些设计制度脱离现实。“双减”指出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个别学生经努力仍完不成书面作业的,也应按时就寝。按照这一要求,学生应以保障睡眠时长为先,课业任务要为身心休息让步。事实上,在学校要求与家长监督下,学生延长作业完成时间的现象依旧存在。如内蒙古一位四年级学生家长反映,在“双减”后,虽然学校多次提出,若孩子写作业耽误了睡眠,家长可写说明,让孩子先睡觉。然而,写过几次说明后,剩余的作业却成为孩子第二天的学业负担[17]。二是“双减”制度设计的模糊性。制度设计的模糊性具体表现在“双减”某些制度设计界定的不明确与责任划分的不具体。如“双减”指出要将学生参加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及培训费用支出减少等情况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但评价标准如何制定、无法量化的指标该如何评分、评价结果如何使用等问题并未详细交代。
2.政策伦理性薄弱
教育政策伦理强调政策自身蕴含的道德性,是贯穿于整个教育政策活动过程之中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的系统总和[18]。政策的实行要考虑主体的伦理情感与道德范式。在实践中,“双减”伦理性不足表现为“双减”引发的公平问题与“双减”实行过程中的“一刀切”思维。其一,“双减”诱发出不公平的现象。在“双减”实践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文化、教育资源分布等存在差异性,这就使得处于弱势的个体或群体承担了一定的不公平风险。“双减”的顺利实施对学校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具有能够设计高质量实践性作业的教师、能够开设丰富的课后服务课程教师与资金等。但是,很多农村中小学很难具备足够的师资、经费来落实“双减”的各项要求。正如有研究指出当前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服务内容少、服务形式单一、服务管理呆板的问题[19]。其二,“双减”执行者的“一刀切”式执行。地方行政部门、中小学本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执行“双减”。然而,在实践中,往往以工业思维的方式机械落实“双减”,结果使得“双减”偏离了“学校主体、育人本位”的初衷。例如,某学校教育资源薄弱,却被强迫要求开设大量课后服务,该校校长无奈表示:“只能硬着头皮开,至少达到上级的要求,至于有没有达到政策理想的效果,也不是我们学校单方面能左右的。”[20]
(一)匡正传统育人观念、提升综合教学素养
1.扭转家长错误观念,提升家长育儿水平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与学校教育一致性的程度会影响教育效果[21](P7)。教育不能只依赖学校,家长对“双减”的支持与投入同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使广大家长支持“双减”,就需要扭转家长错误观念,提升家长育儿水平。具体而言,其一,建构自上而下的宣传体系。有关部门要确保媒体做好线上线下宣传,引导社会形成关注“双减”的风气。各地行政部门要用好“两微一端”,向家长推送育儿经验、“双减”科学育儿指南等,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涵养良好的家庭教育素质。如“徐州教育”网推出《落实“双减”政策·大家谈》栏目,陆续宣传各地各校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和“五项管理”工作要求的新思路、新想法和有效举措。其二,激发社区作用,建构“社区-家长”教育协作共同体。作为居民生活环境的管理单位,社区帮助家长在“双减”政策解读、“双减”实践引导上起着重要作用。有关行政部门要广泛组织社区开展家长思想工作,通过社区家长交流会、社区志愿宣传队、社区理论宣讲团上门解读“双减”及其相关方案,使家长对“双减”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其三,建立长效的家校沟通合作机制。学校与教师要在与家长的交流中传达“双减”的精神内核与详细要求。学校要定期开展家长沙龙、家委联络会、座谈交流会等,及时双向沟通学生在校表现与减负效果等。如咸阳市义务段学校开展的“五个一”(讲一节精品课,写一份读书感悟,设计一个单元作业,做一次安全提醒,设计一次家访)行动中,通过开展家教辅导活动,在帮助家长了解政策的同时普及科学正确育人观念[22]。
2.提升教师“双减”适应力
政策适应力是个体在应对政策革新时提出要求后的应变能力。这里主要强调教师面对“双减”各项新要求时的适应转变与实践能力。作为“双减”落实的关键主体,教师的教学素养与政策适应力是破解心理阻力的关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升教师素养和适应力以促进“双减”的有效落实。
首先,建构教师能力专项提升机制,提升教师应用能力。一是着力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教师指导云平台。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可建构教学资源、教学实践案例、作业设计案例、课后服务开设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资源与交流云平台。教师可通过平台借鉴、学习相关经验进行作业设计、开展课后服务等。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将教师指导云平台同国家相关教育平台相连接,形成更为系统化的教师指导服务网,供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与发展需要来自主选择需要的服务板块。这样能进一步为其提供更多的、可借鉴的教学与作业设计经验。平台还可以开辟专家指导板块,邀请各地教育教学专家在线指导教师,带动更多教师探索“双减”的个性化教学路径。二是建构青年教师帮扶机制。学校内外要形成一对一、一对多的帮扶模式,实现以点带面同学共进,形成“一老带多小”“多小互探讨”的新老教师帮扶、年轻教师互扶的发展格局。三是落实教师推门听课制。学校可组织听课督导团有目的、有计划地走进教室听课,进而规范教师课堂教学,保障“双减”走进课堂。
其次,教师要有意识地寻求帮助,进而提升自身水平。教师要主动关注其他地区或学校“双减”专门平台,及时了解其他教学一线教师在作业设计、课后服务、课堂设计的优秀做法,结合学校实际与学生学情,有针对性地灵活借鉴运用。教师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通过加强教学、作业设计等方面理论学习,能够提升自身教育教学理论素养,进而提升自身作业设计水平与课堂教学能力。教师要学习使用信息技术赋能教学与作业设计,可以通过多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的平台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例如,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搭建了“一笔一本一屏幕”的智慧课堂,借助智慧技术,教师可以根据作业大数据,现场进行精准解析与辅导,学生则实现了“作业不回家,问题现场答”,教师对学生的学情掌握也更精准、高效、及时[23]。
(二)优化政策内容,加大资源投入
政策优化是推进其落实落细、持续发展的重要做法。“双减”政策需要从教师绩效倾斜、重点项目补助倾斜等方面着手,实现政策本身的优化细化。具体而言,其一,实施差异化绩效。在基本薪资保障基础上,针对不同教师工作情况,学校可实行“按效分配”的梯度补贴模式实现绩效差异化。例如,学校可根据课堂教学、课后服务、作业设计等模块对教师实行阶段性评定;以学生课堂表现、家长侧面反响、校内教师互评、校外教师公评的方式划分考核等级。然后,学校根据阶段评定的等级梯度给教师发放差异化补贴。其二,建构基于地区差异的补助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多轮调研情况来确立重点补助项目与补助单位,然后针对课后服务重点示范区域、特色学校、薄弱环节设置具体实施项目与补助经费,助力打造示范型课后服务样板基地。其三,扩大弱势学生群体权益保障范围。针对无法接受课后服务的学生,学校可开展特色化减负教学予以化解。如学校组建专家教学团队研发优质特殊型读本与课程,或筛选专门的点对点教学教师,又或者开设单项专门化培训,保障这类学生接受减负教育的基本权益。其四,扩大社区与家长受资助补贴、物质奖励的范围。教育行政部门可进一步细化奖励补贴标准、丰富物质奖励范围、增加补助与奖励次数、持续扩大宣传推广,进而带动社区形成“模范家长”的争先风气。
(三)完善制度供给,推动政策深入实施
1.完善制度供给,提升“双减”实施动力
“双减”政策的完善还有赖于相关制度的优化,主要包括资金制度的完善、升学招考机制的丰富、监督机制的补充。首先,完善实施“双减”的资金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可通过给予社会福利保障、社会资金捐赠、企业行业资助等来扩大“双减”实施经费来源。如日本政府对向学校法人捐赠物品或捐赠的个人及法人实行免税或扣税部分所得金额,捐款作为亏损等减免税金的政策鼓励个人或法人捐赠[24]。其次,完善升学招考制度。相关行政部门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完善升学招考制度,进而推动“双减”顺利实施。一是加大学生综合素质在升学考核中的比重。学校要组织教学团队开展对学生平时学业表现、行为素质修养、品行道德情操等多维度的考核,形成以周、月、学期、学年为单位的反馈结果,进行等级赋分,并将所赋分数作为学生升学的重要依据。二是增设升学面试环节。招生单位应组建专家团队,对分数合格的学生展开选拔性面试,面试对象包含学生本人、学生监护人、学生学情知情人(如教师、班主任等)、学生同学等,然后面试专家从学生道德操守、行为举止、思想品德等方面予以考察,对学生兴趣爱好、专业特长、运动审美等进行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作为录取依据。第三,拓宽监管途径,完善监督机制。省级政府要建立多路线上举报机制,如网站投诉、电话举报、短信报告等,进而完善“双减”实施的监督保障机制。
2.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结合
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且强制实行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25](P255)。“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首先,制定强制性制度实现政策强制变迁。一方面,将校外培训机构落实“双减”情况与其权益关联起来。国家层面要规定教育部门连同其他职能部门将个人征信、电子支付、用人单位考核等与校外培训机构落实“双减”的具体情况挂钩,形成相关人员的“双减”电子画像。对于屡次做出违反“双减”要求及规定行为的培训机构人员,可通过限制其网络支付、平台注册、线下活动等途径来约束其不当行为。另一方面,试行用人单位奖励与评选的“一票否决”制。对于违反“双减”要求的个体(如在职教师、教培人员等),教育行政部门与公安部门要通报至用人单位或街道社区,将其破坏“双减”落实的行径当作诚信不良记录或社会风气秩序干扰记录存入人事档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或纪律处罚。
其次,制定引导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诱导性制度实现诱致性变迁。一是完善学校对教师的激励制度。学校要组建“双减”教师评估小组,建构“一周一小评”“一月一大评”的教师考核制度,并做好记录。对各项工作与突出教学行为进行赋分,对排名靠前的教师予以表彰奖励。例如,学校对有示范性减负教学行为的教师予以职称评定、工资薪酬、评优评先的倾斜。二是建构学校流动红旗奖励制度。地方教育行政部建立围绕“双减”学校层面的任务清单,要求学校当日或隔日报送落实情况,鼓励推荐优秀教师及典型做法。对于落实“双减”较好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可给其颁发流动红旗以示奖励。在季度或年度总结时,对当前获流动红旗次数较多的学校予以适当物质、称号奖励。三是相关行政部门可以月度或季度对参与“家校社”协同监督落实“双减”的家长、组织进行表彰,进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双减”实施中来。
(四)建立政策动态反馈与专家决策机制,常态化动态调整配套方案
教育政策调整是对教育政策内容和形式进行局部修正、补充和完善的一种行为。其对提升教育政策目标的适合性、增加教育政策方案的适应性、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防止政策过程中的种种偏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6]。因而针对“双减”政策科学性不足与伦理性不强的问题,可通过建立政策动态反馈与专家决策机制,常态化动态调整予以化解。
其一,建立政策动态反馈与专家决策机制。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联合其他职能部门组建“双减”实施成效与困境等反馈收集的队伍,定期搜集“双减”在本地区实施的成效及困境,教育行政部门动态成立包括相关专家、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等代表组成的“双减”实施办法制定与完善小组,并定期组织小组对当前“双减”实施办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完善建议。其次,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完善建议对“双减”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制定配套方案等,而后教育行政部门再召集专家对新修订的“双减”实施办法或配套方案的政治可行性论证、经济可行性论证、技术可行性论证、社会心理可行性论证等进行全面论证,论证通过后,教育行政部门则可发布并要求中小学实施。
其二,建构政策伦理评估与完善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自觉树立“杜绝‘一刀切’式执行”的意识。教育行政部门可将“双减”落实任务分为三个等级,即底线性任务、选择性任务、增值性任务。然后根据不同学校实际,教育行政部门确定三个任务等级的具体内容,进而形成“一地一案”“一地一品”推进“双减”的良好局面。为了增强“双减”的伦理基础,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可通过扩充教师、家长等社会各阶层参与“双减”方案制定、修改渠道与比重,另一方面可通过建立“双减”台账公开反馈机制,便于民众查阅、监督、反馈。
猜你喜欢双减政策家长政策房地产导刊(2022年8期)2022-10-09政策房地产导刊(2022年6期)2022-06-16“双减”出台，校外培训面临巨震环球时报(2021-07-26)2021-07-26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行到莒县开展“双减”工作专项调研活动山东青年报·教育周刊教师版上半月(2021年8期)2021-07-19持续推动“双减”，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科教新报(2021年15期)2021-05-12家长日常行为规范趣味(语文)(2020年11期)2020-06-09助企政策非公有制企业党建(2020年2期)2020-03-08我心中的好家长作文成功之路·小学版(2020年11期)2020-02-01政策华人时刊(2019年21期)2019-11-17苹果园实现化肥农药“双减”的路径选择农家科技中旬版(2019年2期)201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