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杰 胡辉莲
（1.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
2.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翻译兼具实践性与精神性。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其工具性的一面，即作为一种目的性行为，翻译可以满足人类在特定情景下的某种目标。翻译的精神性决定了其超越性的一面，即作为一种心智活动，翻译同时塑造着人类的思维品格、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翻译的这种双重性意味着人类对翻译的认知必然体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也造成了翻译研究中偏重工具性和偏重价值性的两种不同取向。伴随应用性翻译的扩张，翻译愈发凸显为一种工具性行为，一种致力于现实目标的语言实践，而其精神性的一面则日益被遮蔽。面对工具思维和技术逻辑的进展，翻译研究一方面要正视翻译工具性的一面，关注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翻译的超越性价值，揭示翻译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所蕴含的塑造力量与精神价值。“翻译精神”作为翻译中精神蕴含与思想价值的集中体现，理应得到重视。研究“翻译精神”，也是翻译研究向人文精神层面拓展的应有之义。迄今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话题做出探讨。如程章灿曾在《文汇读书周报》发文，提出我们身处翻译时代，尤其需要翻译精神[1]。许钧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翻译精神的内涵、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联等[2]44[3]。刘云虹、许钧指出，要真正理解翻译家，就必须深入其精神世界[4]80。黄云军论述了翻译精神与建党思想之间的关系[5]。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精神的理解。但目前学界提及翻译精神，多作既成术语使用，对其本体探讨并不充分，对其哲学基础少有提及，对其内涵和价值的探索更是有待深入。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结合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精神的具体体现，深入探讨 “翻译精神”的形成、内涵与价值。
精神现象是哲学领域普遍关注的对象。一般认为，精神属于主体范畴，是主体意志、信念、信仰等结合的产物。康德认为，人通过理性来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建立，人的自由本质并不在于实践性、技术性的活动，而体现为人的道德素质。“人的本质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现实事物，而在于他的不断创造的精神力量”[6]。黑格尔在论述“民族精神”时指出，它“并不是抽象的、主观的和空洞的形式”，相反，它就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的反映，构成“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7]6。尽管黑格尔深刻批判了精神现象中的主观思想，但仍是把精神的本质置放于精神自身，他对于精神的解释也因此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哲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方式[7]7。马克思指出，精神世界的本质性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隶属于意识形态和思维领域。“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7]7。“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8]。因此，对于精神世界的研究必须牢牢放置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把它看作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看作现实世界生长和变化的总根源，看作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辩证矛盾运动的生长点和基础”[9]。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终极途径和基本方式，并被确立为“全部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10]。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出发，精神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两点，一是精神来源于实践，二是精神反作用于实践。精神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其基本内涵与呈现特征都与其植根于内的社会实践的土壤息息相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改造自身，形成适应于此种实践的特定的知识技能、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马克思强调包含精神在内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作用。实践的人是受意识支配、有精神支撑的人。精神影响了主体实践的方向、效率和效果。精神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它看似无形无踪，但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精神与实践是人作为社会化主体的一体两面。
考察翻译精神，当然也就离不开翻译实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实践。以下三个部分，“形成”立足翻译实践本体，探讨翻译精神如何得来；
“内涵”结合翻译精神的不同表征，讨论翻译精神的内在意义；
“价值”着眼于翻译精神在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以及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的作用。
翻译精神的源头无疑在翻译实践，包括个体的、群体的、民族的、时代的实践。但翻译实践并不自动产生翻译精神。实践中所蕴含的精神要素，必须经由主体对翻译对象、翻译历程、翻译行为的回顾、总结、提炼、升华，才可能形成可呈现、可言说的精神成果。翻译精神一旦产生，便成为人类精神层面的既成事实，并影响人类翻译实践与社会文化。研究翻译精神，必须考虑它与翻译主体、翻译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个体实践。个体翻译实践是翻译精神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中国翻译界的傅雷、朱生豪等，傅雷投身对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耗时数十年，形成了著名的“傅译”品牌，其对翻译工作孜孜以求、追求完美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傅雷精神”。朱生豪在贫病和战乱中坚持翻译莎士比亚著作，贡献了不朽的译本，体现了为翻译贡献一生智慧乃至生命的精神。这些翻译家的个体实践以及在翻译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翻译精神的实践基础。当然，所谓“某某精神”并非译家自身主动命名，而是他人从其翻译实践和人格魅力中所提炼升华而来。历史上这样的译家屈指可数。正因为有伟大人格魅力的翻译家如此稀少，依托其翻译生涯的“翻译精神”才显得弥足珍贵。以翻译家个人命名的翻译精神带有强烈的个体色彩，因此也有学者将之概括为“翻译家精神”[11]，它建立在翻译家的卓著成就上，既反映了翻译家个人的敬业、创造、牺牲等精神，也反映了翻译活动所蕴含的普遍精神。
群体实践。群体翻译实践也是翻译精神的重要来源。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而翻译成为“强国”的必要手段。严复、林纾以及同时代的许多翻译家，都抱着一种“翻译救国”的心态，翻译成为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一种集体实践。这种群体实践，由于其明确的目的性，造就了一种借翻译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思想的集体精神，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近代中国的群体翻译实践，既带有民族性，也带有时代性，形成了一种“翻译救国”的时代翻译精神，直接影响了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如翻译素材上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选择，翻译策略上为改良中国文字的“硬译”策略等。“翻译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一样，承担了救亡启蒙和文化建设的使命，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型”，而西方文学的影响完全通过翻译这一中介得以实现，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一种形态，又体现为一种精神”[12]。群体翻译实践也因目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同于中国近代翻译的救国目的，古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对希腊文化典籍的大量翻译带有强烈的征服气质。这种征服气质极大影响了古罗马翻译家的翻译策略。再如，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化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翻译潮流，文坛大家尤为看重翻译，人们普遍赋予译作高于原作的使命和地位[13]。
作为一种集普遍性与特殊性于一身的人类实践，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业，它充当文明之间沟通的媒介，构成文化之间交往的基石。如此重要的人类实践，理应产出丰富的思想与精神成果。作为翻译主客体互动而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翻译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
翻译实践的多样性、翻译文化的丰富性、翻译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发源于其中的翻译精神必然有着多维与丰富的内涵。如果暂且抛开特殊性，而从翻译活动的一般性实践特征出发来探求翻译精神的内涵，我们大致可以认同如下概括，“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恰好正构成了翻译本质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2]44。这五个方面的精神内涵都与翻译活动的特性有着密切关联，可以看作是实践活动本身的普遍性特质在精神领域的投射。但同时，这种概括也不无改进空间。尽管它们无疑是翻译精神的精髓，但并非全部，而且交流和沟通之间明显有重叠之处，而“发展”则多少显得语义模糊、蕴涵不清。本文认为可以将翻译精神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六个方面：创造、变通、务实、开放、传承、沟通。其中，前三者反映了个体翻译实践的普遍特征，后三者则体现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的整体特征。
创造。创造内在于翻译，翻译离不开创造。甚至可以说，翻译本身就是创造。从翻译的语言层面看，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离不开译者的创造性重构，不只是在句法方面，也在词汇、意义方面。严复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立名”之所以艰难，因为它是一个创造而非简单复制的过程。翻译之难，主要就是创造之难。尽管许多人都认为翻译应奉“忠实”为圭臬，但现实世界翻译中意义的弃取、形式的转换、风格的重塑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些都需要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翻译，创造是翻译实践的内生性要求，也因此是翻译精神的核心内涵。
变通。翻译又称“变通的艺术”，变通是翻译精神的又一重要内涵。变通与创造密不可分，也是创造的一种重要途径。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翻译中变通的主要理据。僵化的思维、不变的套路、呆板的策略无法应对跨文化、跨语言沟通中涌现的诸多问题。现实语言世界无比丰富，新词汇、新用法层出不穷，而人类的语言沟通，尤其是跨语言沟通更是多姿多彩。翻译中的变通，就是以灵活的思维、跨文化的视角、随机应变的心态面对人类跨文化沟通中的各种问题，以达到交际目的。翻译需要变通，创造需要变通，跨文化交际尤其需要变通。
务实。作为一种目的性行为，翻译行为通常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即达成不同语言、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无论是创造，还是变通，其要旨都是使沟通双方能够互相理解，从这个角度看，翻译必须务实。如果翻译无法达到使人沟通的目的，那么这样的翻译实践就是失败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评判翻译的标准往往不是“美”或者“信”，而是“达”，即“理解”与“明白”。翻译的务实性决定了翻译精神的务实层面，即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境地，而定位为一种“有缺憾的艺术”，一种有着具体目标的语言实践。务实而不务虚，是由翻译活动的实践性特征衍生出的一种精神气质。
开放。开放是翻译活动的基本精神。翻译意味着沟通，沟通意味着向异质的他者，也即不同的语言、文化群体开放自身，在理解、吸纳、消化异质性的同时，也成就自我的新生。积极接纳翻译的民族与文化不大可能固步自封，因为翻译活动的内在特质就意味着向他者的敞开。季羡林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一种来自古印度，由佛经翻译引入；
一种来自西方，由近代的科学翻译引入①此处为笔者提炼观点。参见季羡林著，《中国翻译词典》序[J].中国翻译,1995 年第6 期,第2-3 页。。没有翻译，便没有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并立，没有翻译，便没有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一个重视翻译的民族，注定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一种重视翻译的文化，注定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传承。翻译是一种语言和文化实践，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传承实践，因此蕴含着传承精神。这种传承包括两个方面，自身文化的传承和世界文化的传承。语内翻译是传承本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如我国文化典籍，需要不断翻译，以保持其传承。同时，翻译还承担着传承世界文化的任务。如《圣经》文本和基督教文化，由希伯来文、希腊文到拉丁文，再到欧洲各民族语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语言，翻译在其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文学典籍翻译为英语和其他外语，则是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传承的继续。翻译的文化传承实践，践行的就是一种传承精神。
沟通。沟通既是翻译实践的主要目的，也是它的一种基本精神。沟通至少牵涉到两方，而沟通要成功，双方必须对彼此的文化、语言、习俗持尊重态度，平等相待。翻译中蕴含着沟通精神，而这种沟通精神的核心便是在不放弃自身目的的同时，对对方的文化、语言、习俗足够的尊重，关心彼此的基本诉求。没有沟通精神、漠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翻译实践难以成功。失去了沟通精神，也就相当于抽去了翻译活动成功的基石。在现实中，尊重他人诉求、善于倾听、回应他人关切，是翻译活动成功的重要条件。翻译的交际属性决定了沟通精神是翻译的基本精神。
除基本内涵之外，中国语境下的翻译精神还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内涵。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种“翻译报国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与百余年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密不可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蹂躏，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对象。无数中国人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上下求索。“救中国”成为近代国人的共同使命和历史实践。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和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到严复翻译《天演论》，再到林纾、鲁迅等的文学翻译，李大钊、陈独秀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引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其翻译实践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拯救中国、寻求民族复兴。有什么样的翻译实践，就有什么样的翻译精神与之相适应。“翻译报国精神”的第一个层面便是“翻译救国”。及至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此时的翻译事业便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展开，重点在引入前苏联等的先进生产经验和管理制度，由此形成“翻译建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翻译活动的方向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又肩负了推广中国经验、宣传中国现代化途径、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使命。因此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精神可称为“翻译强国”精神。从翻译救国到翻译建国再到翻译强国，有一点精神内核始终未变，那就是我国翻译实践始终围绕着国家民族的需求而展开，体现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因此可以统称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报国精神”。
精神的价值是巨大的。“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4]。作为翻译领域的思想结晶，翻译精神的价值既体现在其对翻译主体的鼓舞和支撑上，也体现在对翻译事业和翻译实践的元反思上，还体现在更高层面上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塑造上。
实践价值。翻译精神有助于帮助翻译者克服困难，达成翻译的沟通效果。翻译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也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创造性实践。翻译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重重困难，包括语言、文化、思维等各方面。这些困难给翻译主体提出了巨大的智力挑战。翻译精神有助于翻译主体坚定信念，焕发斗志，激发创造，克服困难。在翻译史上，宗教文本的翻译者早就意识到精神的作用。《圣经》翻译一贯强调译者的虔诚之心，要求译者对上帝和《圣经》文本心存敬畏。斐洛认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只有那些远离尘世之累、过着纯净宗教生活的人，才有权翻译[15]23。他的观点得到奥古斯汀等人的赞同。无独有偶，佛经翻译也强调译者对佛教经典的虔信，译经僧侣“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16]。显然，在宗教翻译中，虔诚的宗教情感可以帮助译者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活动中。在文学翻译中，文学翻译家也容易产生类似宗教般的情感，乃至将文学翻译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
学术价值。研究翻译精神，有助于加深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认识。翻译精神属于主体性范畴，与译者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相较于译者所持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文化倾向等，翻译精神更贴近译者的生命内核，是打开译者翻译生命的一把钥匙。从历史上看，精神因素对译者的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翻译精神与译者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与译者的精神追求不可分割，因此是窥见译者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荷瓦里认为，译者的精神境界与其翻译实践之间有密切联系[15]205。许钧指出，对翻译家的研究不能止于其翻译方法和翻译艺术，而要深入探索其精神世界[4]80。
教育价值。翻译精神有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随着翻译进入职业化时代，翻译人才培养也步入职业化路径。翻译精神进入翻译人才的培养体系，有助于翻译行业“工匠精神”的培养，也有助于职业自豪感的培养。将翻译精神纳入翻译人才培养体系中，可以充分彰显其育人价值，培育“道”“术”并重的行业精神。进而言之，中国语境下的翻译精神融入了“翻译报国”的家国情怀与献身精神。传承前辈翻译家的精神遗产，接过其“以身许国”的精神衣钵，有助于后辈学人在新时代下发扬爱国精神。
文化价值。翻译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有助于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的塑造，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建设。翻译所蕴含的创造、变通、务实、开放、传承、沟通等精神内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有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无疑需要翻译和翻译精神的参与。翻译精神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文化精神塑造的参与上。总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塑造过程中，翻译精神大有可为。
翻译精神属人文范畴，需要人文地来把握。“科学性”的诱惑、量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在给翻译学科带来新视角、新方法的同时，也挤压了人文视角研究的空间。对翻译技术的迷恋更是凸显了翻译的工具性，给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带来了片面的迷思。但翻译的工具性和价值性恰如一体两面，二者非但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有着广泛的互补空间。本文对翻译精神的探讨，意在以思辨、归纳、宏观的方式把握翻译的精神层面。研究表明，翻译精神植根于译者的翻译及社会文化实践，同时其形成又需超越性视角。翻译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学术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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