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摘 要：对中华文明的探源，有利于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有利于弘扬中华精神，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刘俊男教授《生业与文明》一书就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最新的重要收获。该书资料翔实，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别具一格，提出了不同前人的不少新观点，反映出作者学问功底的扎实、深厚与学术上的求真精神。
关键词：考古材料；
文明比较；
学术求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就在世界东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南方的稻作农业与北方的旱作农业由于生产方式的差别，在社会生活习俗与精神崇尚观念方面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区域文化的绚丽多彩。笔者最近所读的刘俊男教授新著《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就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来划分上古时期的南方稻作区、北方旱作区。全书以8章75万多字的厚重篇幅，对中国南北早期文明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颖而重要的学术见解。
文明探源是当代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通过探源研究可以澄清古史，可以深入了解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充分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地位，有利于弘扬中华精神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所以文明探源，不仅是重要的学术任务，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史书记载来看，代表中原文化系统的《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王世纪》等都将黄帝作为人文始祖；
而代表南方文化系统的《山海经》说帝俊是太阳与月亮的父亲，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蜀王本纪》记载了古蜀历代王朝的传说故事，可见长江上游西南地区古蜀历史的悠久。《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娶嫘祖为正妃，又为儿子娶了蜀山氏女，可知南北的交流往来与联姻结亲很早就开始了，说明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尚书》《华阳国志》等也记述了巴蜀与中原悠久的亲密关系。考古发现对此也有大量的揭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六大区系呈现为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格局，给予了充分的印证。无论是根据文献史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考古发现出土文物进行探讨；
或者采用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式，这些年在文明探源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生业与文明》就是其中最新的重要收获。刘俊男教授的这部新著，大致有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资料的翔实。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在搜集和梳理资料方面不遗余力，花了大功夫，对中华文明上古时期的演进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上古历史，我们看到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主要是神话传说，记叙的只是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梗概、王朝兴衰更替的模糊背影；
至于那个时候的具体史实，以及当时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情景，都非常朦胧和迷茫。所以考古发现的上古遗址和地下出土的文物就非常重要了，成了揭示上古真相的重要参考。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较快，近数十年来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譬如长江上游有三星堆、金沙遗址、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
长江中游有巫山大溪、屈家岭等遗址；
长江下游有凌家滩、河姆渡、良渚等遗址；
中原有仰韶、二里头、殷墟；
黄河下游有大汶口等遗址；
辽宁与内蒙有红山文化遗址；
西北有石峁、陶寺、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如此众多遗址出土的文物资料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有了这些日益增多的大量考古资料，便不仅有了重要佐证和人文信息，而且也将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典籍相互补充和印证，采用“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古代历史，这是王国维与陈寅恪等前贤大力倡导的方法，常使我们获益良多。刘俊男教授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这部新著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书中对中华文明上古时期的先民生活、社会形态、意识观念、文明演进阶段的论述，就是采用大量考古资料为依据；
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探讨也就有了比较充分的说服力。
其次是学术视野的开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地理交通与生态环境的原因，不同的民族与文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与此相应，先民们很早就有了交流往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东西方上古文明的共同特点与差别究竟是什么呢？对此进行探讨，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也是一个很有必要的环节。刘俊男教授将中华文明上古时期的发展演进与西亚上古社会形态进行对比研究，采用了颇有新意的学术观察途径和研究思路，方法确实很好。西亚早期文明的特点是神庙建筑众多，显示出对神权的崇尚。中国早期城邑的历史非常悠久，祭祀活动比较昌盛，在神权的掌握使用方面与西亚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特点。中国古城的整体水平，无论是宏大的规模与防御性能，都不逊于西亚；
而在城邦的建立时间上要比西亚更早。书中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客观、中肯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特点，从而增进了我们对早期文明演进过程的认知与思考。
再者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刘俊男教授通过个案探讨与综合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譬如，对早期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几个发展阶段，严文明先生提出“古国—王国—帝国”的看法。刘俊男教授则在古国与王国之间划分出“霸国”的过渡阶段，认为当时众多的邦国之中有称雄的霸主存在，拥有干涉他国政治、外交的权力，所以提出了霸国的概念。关于上古时期的婚姻家庭，刘俊男教授也提出了新的分析看法。他通过考古材料论证了由8000年前母系氏族向偶婚制家庭、再向专偶制家庭父系社会的转变，认为母系社会表现为生活形态上单一聚落内的共仓共灶现象，发展到专偶制家庭时代的生态形式是聚落内的分仓分灶以及居址分散等情形。这些都是比较新颖的学术见解，与学界以往的论述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与颠覆了过去习以为常的某些观念。学者们对此类问题历来见仁见智；
如果在学术上能够因《生业与文明》而引起争鸣和讨论，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刘俊男教授之前的学术研究便屡出新见。他在专著《华夏上古史研究》中，曾从文献的角度深入研究上古传说史，提出了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源头主要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等重要观点。他在另一个社科研究课题《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结合考古发现的出土资料，从地下遗存的角度着重研究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进程，认为该地区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文明国家社会时期经历了几个阶段：原始社会末期属于神邦（学界以往通常称为酋邦，刘俊男教授认为该概念与国家概念交叉，因而此书改称神邦，以区别于国家，借以体现宗教治理的特点），进入文明国家社会后则为城邦、霸国、王国、帝国等形态。这些分析看法，在学术探讨方面突破了藩篱，新人耳目。对此当然还有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学术上超越常规定见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底气，更需要求真的精神。底气就是长期的学术探讨，形成深厚的学术积淀；
而求真则是做学问的准则。搞学术研究犹如在崇山峻岭中探矿，需要执著寻觅和锐利的眼光，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深入探讨，才能发现真正的宝藏。刘俊男教授的这些学术新见，便属于卓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对引起争鸣和推动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应该是值得称道的好事情。
众所周知，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西南地区最新考古发现。早在3.5万多年前，四川盆地就已经是“资阳人”的活动栖息场所。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与中原文明同樣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考古发现的宝墩文化多座古城遗址，以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就是很好的印证。最近在四川甘孜稻城考古发现了皮洛遗址，出土了上万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制用具，揭示了13万年前先民们在这里的栖息生活情形。这些新近的重大考古发现，对我们探寻和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以往曾认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是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作用。正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正是这些众多的考古发现和文明探源研究，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灿烂。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一样，都拥有各自鲜明的特色，都谱写了丰富多彩的篇章。
（刘俊男著《生业与文明——中国南、北及西亚上古社会组织演进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