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立
当海德格尔在完成自己《技术的追问》手稿时，《原子科学家公报》对“末日时钟”的重新校准也进入到美苏国际对抗局面。在这一问题上，引发危机的最核心问题当然是关于“技术”的再思考。今天当我们再次将技术引入当下的艺术语境，技术不仅仅浅尝辄止地被认为只是理性逻辑范畴的进步论，而是将“人类世”的范畴中把技术转化为AI（人工智能）的认识论去进行再理解和突破。在这一现象外，讨论AI与绘画关系首先要跳脱的第一框架则是对认识论的突破，技术俨然不再是被人作为主体性去使用和统控的工具，技术恰恰也生成为拥有自身主体性的存在，AI以算法模型完成了与人在创作思维和过程的模拟，最终通过生成器和判别器的相互作用，使自身完成技术转化形成了网络模型（GAN）。这便是技术成为主体性过程的最大特征，也是AI在当下与绘画之间构成的一个新的创作模式，其中所隐匿的危机和挑战必然成为当下绘画及其艺术观念要解决的难题。
“互主体性”的循环再生
在技术与艺术的较量中，从绘画创作的问题上来审视主体，其最大的区分性不在于谁创造了画，而是创作的主体性是一个还是多个。这其实涉及到传统艺术理论谈及艺术主体性的时候往往会从创作层面、传播层面和接受层面三个既定的过程来回应这一问题，当主体被规定性地赋予了艺术家、观众和批评家的时候，其实这个单一主体已经被多个主体所取代。但在讨论AI技术的当下，主体性的语词转向为“互主体性”，即意味着主体绝对不仅是一个单向形态，不论是创作、传播、接收还是反馈这将形成一个循环机制。从人工智能本身所触发的绘画创作而言，它本身的创作动机和情感逻辑也绝对不只是单一的机器自身的单向维度在发挥功能，而是一个被重新模拟、再次建构和循环再生的系统。
按照AI创作的过程来看，它自身形成绘画的机制不仅是有艺术家主体的介入，当然还包括了观众感知、技术工程师、传播研究者等多个主体的共同研发和探索。而从最直接的一个角度来认定AI绘画需要强调的不再是绘画本身，而是这个人工模拟的人脑模式是如何生成和变化的，并且在接近绘画创作的行径中面临着三个不同层面的困境：一是作为语言结构的认知过程，人脑的语言就够是基于个体理性和感性相互交织所产生的相互关系，人脑形成的语言不同于计算机数字语言的逻辑、缜密和数据化，这种对比愈发突出了AI语言的单一性、认知性和工具性。二是AI系统所形成的是一种统计模式的运行形态，在其不断输出、创作和演变过程中，它需要人为注入不同类型、风格和题材的形式和内容补给其中，最终依据这些数据来完成自己语言的形式化书写，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应对的创造限制和情感缺失的事实。三是存储和运算能力的依赖性，这是AI要发展壮大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软件和硬件设备作为支撑，AI绘画想要实现更大的突破则会在创意层面失语。
此三点基本看到AI绘画在行使自身逻辑进行绘画创作中面临的限制及其问题，对于互主体性的认知观念在当下更需要一种多层面的冲撞和互动，这样才能够拜托技术或艺术单一领域的自我限制，更好地将不同领域和不同观念进行融合与对话。从计算机系统到当下的数字媒介语言，技术的推陈出新使艺术创作在主体性层面进行了多重主体的重组与结合，而AI技术下的服务器生成与传输在麦克卢汉看来确实产生了使用动力的工作运程分离，其原因使其能量源頭和信息转换的流程或知识的运用是相互分离的。1这种分离越发凸显了技术下机器生产的非生物性机能，在人类进行情感交流和理性判断的过程中生物性的有机存在恰恰成为了互主体性存在的重要前提。这也说明AI的机器生命和人本身除有机的生命体征之外还有可贵的情感，身体的触动以及意识的判断。
通常情感与理智、有机与无机、机械与真心这些都构成了技术主导的机器和人之间的内在差异，而在这一比对中会发现，机器的逻辑生成和理性编程只能是对人类理性思维这一部分的升级和转换，但作为人类自身的情感层面则不可能被机器所替代，而更大意义上来说AI所具备的机器情感只不过是对人的一种模拟和仿照，切实的真情实感确实不可能在机器自身的整体系统中呈现。由此，情感作为人的重要主体性特征，一方面源于人类文明体系的培育和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在自然、社会和精神文化的总体实践中获得了人类自身的社会属性，而互主体性除了情感机制以外，更大的影响力则是在有机的生命形态中实现社会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文明的推进。
情感废墟的象征回应
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时间的虚无主义划破了人们重新对技术的审视，然而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的二战，不论从物质还是道德都成为了大众面对的现实问题，内心的精神领地如何被赋予新的喘息机会，如何在情感废墟（emotional rubble）中找回属于人类自身的内在情感。爱德华·尚肯教授在这一问题上谈道：“当务之急是超越科学心态，这种心态使先进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水平，但却无法凝聚起防止这种破坏所需的同情心。”2在看到尚肯教授提到一种可能重建情感废墟的方法之外，却又充满了一种现实考验和遗憾，这便是同情心的凝聚性。
同情心源于一种悲悯情怀，更来源于人类自身的良知。基于情感废墟所象征的技术后果，人类对于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将需要在保持未来畅想的同时更需要预见到它所承载的危机和灾难性后果。同情心更大程度上连接的是人的内在心灵、情感、道德及一切因爱而生的事物，在情感废墟伴随技术而呈现的历史伤痕中，便是人类自身再次思考技术双重性的时刻。情感废墟作为一种象征的对象，它将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情感的不可见象征为一种类似废墟的隐匿表达。而这一废墟从原有对于自古有之的古物、遗迹和古迹转向了一种现代性贯穿之后的人类战争，这也形成了现代国家及其民族意识从废墟中重建。但情感废墟的重建需要如何去完成，这不只是现代化进程借助科技可以完成的，这仍然是一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建构问题。
情感废墟的象征形态一方面要借助具象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进行表达，另一方面则需要认识到艺术、道德、信仰等方式所能够形成的偶然性生命状态。控制论者格雷戈里-贝特森曾经说过：“单纯的目的性理性，如果没有艺术、宗教、梦想等现象的帮助，必然是病态的，是对生命的破坏；
……它的毒性特别来自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生命依赖于相互交错的偶然性电路，而意识只能看到人类目的可能引导的这种电路的短弧。”3从贝特森的观点中能够引申出来的不只是要让大众意识到生命内在的偶然性和错综复杂的显示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目的性理性中所延宕着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则显现为社会价值是由市场价值所决定，资本力量和生产关系不再单纯依靠人的出现，它转向了机器生产甚至是欲望生产，这一点从根本上变为一种欲望即资本，效率即利润，私有化转为产权意识的竞争关系，而在这一状况下目的性理性的无限扩张则会将技术优越性无限放大，而情感废墟中的同理心、共情、良知和爱的能力将会被击破走向崩溃。
“制造亲属”概念下，人们在尝试各种方式进行多物种对话与沟通的行径中，理想的建构和方法的实践共同构成了对人工智能的实验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多物种生态正义”（multispecies ecojustice）让人们共同形成了某种共识，这是一种与诸多问题、麻烦、困境和挑战相联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味的抵抗和解决的传统思路，这种方法从人类与地球的生存系统中展开了更多时间、空间与生命的对话，这会产生某种技术游戏与合作可能，对于AI技术介入绘画的今天，甚至可以将AI本身放置到一个更大的人类情感网络中进行一种更深层次的交互、游戏与对话，这当然不是一种技术依赖和亲缘缝合，而是转向一种情感共通体的验证和实践尝试，以此来提倡情感、同理心和爱的无可替代性。制造亲属关系的建立看似是在建立一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实际上她通过符号学意义上的象征意味连接起诗意的精神追寻，通过物质与非物质，情感和理性创造了一种更大程度上的情感的共同体以达到对情感废墟的重建，这似乎也是哈拉维在当代技术危急时刻做出的有效回应。
数字萨满对艺术的未来一瞥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预见性思考看到了人类自身生命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明确了技术的威胁性会在后世逐渐放大，当有人将技术危机无限放大为“末日论”的时候，这里面也需要警惕其中的图谋和非理性。由此对于技术时代到来的绘画如何成为一种人和技术之间的媒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绘画当中那一部分人之情感以及人之性灵是需要在这个时期再次被放大和重提的。数字技术的跃进，是技术自身从1.0迈向4.0时期的一个突破，在这过程中数字本身亦不再是技术的目的性理性和功能主义下的对象，它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变得似是而非，变得虚实不定，甚至数字生命也成为了一种与人之生命共存的相处形态。
今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世界上第一家人工智能艺术画廊开业，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节点让绘画、艺术家以及画廊经营者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体系和艺术生态中去开始重新思考绘画本身。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要面对AI绘画时出现的问题和潜在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画廊主理人布林克曼所看到的AI技术也有着错误的时刻，例如人物绘画时人物的手指数量等问题，这也是AI取代不了艺术家地方之一。正如当代艺术家乔恩·拉夫曼所言“AI绘画就像摄影将绘画从纯粹的现实表现中解放出来一样”。这一种比拟从反面印证了纯粹的数字技术绘画依然是数字模拟的人脑及其数据和编程的技术生产。
加州的插画家卡拉·奥尔蒂斯与另外两名艺术家联合起诉提供AI生成服务的公司，包括Stability AI在内，指控其侵犯艺术家们的版权和作品公开权，此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同样发生在日本的漫画被AI进行冲击的事实，政治家赤松健在个人媒体平台上也对AI进行了批判和深思。当前形势下的AI对绘画领域无疑是一场革命性的触动，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自身所聚焦的不只是技术层面的突破与无限接近绘画真实的可能，这其中实际上是一个人类与技术、AI与绘画、情感与理性、灵性与逻辑的边界探讨问题，从一个更犀利的层面来看，对AI 的批判性思考是绘画的自我救赎，也是人类在对于“AI”的绘画与“爱”的绘画之间展开的一场博弈。
在未来艺术家如何借助技术来完成自身的艺术创作？又如何用技术本身更好地接近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这样的思考类似于贝特森在讨论技术时候所讲的 “艺术如何纠正过度的目的性思维，并促进一个更系统的视角？它能传授什么样的‘智慧？”4而这种智慧并不是一种向外寻求的过程，而是一种向内寻求的意识，这也就应和了尚肯教授提出“数字萨满”概念的用意。我們可以预见性地思考，现在和将来的艺术家如何帮助平衡分析性思维与其他形式的知识生产，发展敏感性、同情心和爱，并扩大我们对理性和逻辑领域之外的事物开放和接受的能力？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AI和绘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人类自身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关键点，敏感性、同情心和爱充分让人认识到“人之为人”的核心理念，也从根本上保持着对技术和数字未来的警觉，这种思维方法和生命认知是当下理解AI和绘画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
数字萨满并不是指向一个未来式数字化的宗教，也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化身，它是一种在当下面对数字侵染的现实中找到一个能够与内在精神、生命感之和人智性灵沟通对话的媒介形态。在这里面，除了涉及到对人类自身敏感性、同情心和爱的唤醒之外，还包括“全世界的公民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力量来改善他们孩子和孙子的长期前景。他们可以坚持事实，抛弃无意义的言论。他们可以要求采取行动，减少核战争和不受限制的气候变化的存在威胁。他们可以抓住机会创造一个更安全、更理智的世界。”5也因为基于数字萨满的概念，尚肯教授让今天每一个生活在数字技术范畴中的人看到了自我突破的可能，不论是艺术家、科技人员还是普罗大众，他让我们遇见了四个维度的思考：（1）技术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态度和意志，这包括了同情心和意志力；
（2）艺术家必须战略性使用以达到平衡分析性思维与其他形式的知识生产，发展敏感性、同情心和爱，并扩大我们对理性和逻辑领域之外的事物开放和接受的能力；
（3）面对民主和公共决策所依赖的信息生态圈的持续腐败，需要以技术手段创造出更安全、更智性的世界；
（4）艺术家们也将在战略性地使用电子媒体方面变得更加成熟，以抗议政策，颠覆企业的渎职行为，质疑和颠覆监控，并提请人们注意广泛的消费技术中隐藏的漏洞。这四个部分也将是人们面对自己当下世界的一个有力认知。
未来一瞥是对数字未来的重构想象，也是对既往历史的迂回思考，而当下在哪里？当我们将传统的单一主体性转向互主体性，将目的性理性转向情感废墟的重建，将技术逻辑转向数字萨满，在这一转向的路径中，人对自我的观照成为了绘画内核及内在性灵的一点希望，当游走山水，师法自然的人在坦途时刻，技术的冲撞已成为误入歧途的自省时刻，但这无需恐惧，技术为用，艺术为求，对“中得心源”的回归是通往艺术性灵之路的生命之源。
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Edward A. Shanken， Deus ex Poiesis：
A Manifesto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of Art and Technology， Septiembre - Diciembre 2022， 258 pp.
3.Gregory Bateson， “Style， Grace， and Information in Primitive Painting，”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1972）， 146.
4.Edward A. Shanken， Deus ex Poiesis：
A Manifesto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of Art and Technology， Septiembre - Diciembre 2022， 258 pp.
5.Edward A. Shanken， Deus ex Poiesis：
A Manifesto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of Art and Technology， Septiembre - Diciembre 2022， 258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