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崔红霞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一)联姻的开端及原因
明朝末年,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先后兼并了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建州女真的崛起,引起了临近部落的恐慌,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其他女真部落和蒙古科尔沁部组成“九部联军”,讨伐建州女真,但最终大败。此时,面临着察哈尔部威胁的科尔沁部,虽畏惧建州女真,但也看到了建州女真强大的军事实力,想与其建立友好关系,以便消灭敌人。次年,科尔沁部向建州女真送去骆驼和马匹,以表达通好之意。(1)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建州女真虽然大胜“九部联军”,但因其自身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对抗众多对手,所以努尔哈赤主动向周边部落释放友好信号,拉拢一些友军,保证建州女真继续发展的空间。当科尔沁部表达通好之意后,努尔哈赤也向其提出求娶之意,想用婚姻关系进一步拉近与科尔沁部的关系。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闻蒙古国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甚贤,遣使往聘,明安许焉,送女至”。(2)《清太祖实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2页。这是有记载的首例满蒙联姻。满蒙联姻是双方因战争需要而产生的结果,一开始就带有双方的政治诉求。在此之后,满蒙之间频繁联姻,婚礼仪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娶,娶亲的满洲贵族一方必“以礼亲迎,大宴成婚”。(3)《满洲实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18页。
明安贝勒嫁女之后,为继续招抚和拉拢接壤的科尔沁部落和内喀尔喀五部,努尔哈赤不仅主动聘两部女子为妃,也为他的儿子们指婚两部的女子。努尔哈赤纳了科尔沁部贝勒孔果尔之女为妃,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之女,第四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女,第五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该部内齐之妹,第十子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之女。(4)见《清太祖实录》卷四,第57-58页。频繁的娶亲使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努尔哈赤在科尔沁部遭受其他部族攻击时,及时派兵援助。天命十年(1625),察哈尔林丹汗攻打科尔沁,萨哈璘将精骑五千赴援,以解其围。而努尔哈赤南下征明和出征朝鲜的战争中,也常有科尔沁部的身影。
蒙古部落多次嫁女后,内喀尔喀部台吉恩格德尔因为表现出对后金的恭顺并进献财物,天命二年(1617),努尔哈赤以“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女妻蒙古国喀尔喀把岳忒部落台吉恩格德尔”。(5)《清太祖实录》卷五,第67页。努尔哈赤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于内喀尔喀把岳忒部落台吉恩格德尔为福晋,成为第一个出嫁蒙古的满洲宗室女。
建州女真与蒙古部分部落的婚嫁,实现了双方互利共存的局面,特别是建州女真化周边敌人为友,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实力不断增强。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此时,由于联姻刚刚开始,也只与科尔沁部与内喀尔喀五部进行,主要由蒙古将女子出嫁努尔哈赤家族,共14次,而努尔哈赤属部出嫁蒙古仅2人。(6)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6页。从以上可以看出,努尔哈赤为巩固新生的后金政权和争取蒙古力量,对抗明朝与察哈尔蒙古,积极实施联姻通好政策。双方之间不仅联姻频繁,而且高度重视,使双方从局部对抗的紧张局势走向缓和。
(二)满蒙联姻的发展
满蒙联姻始于努尔哈赤,经过不断的发展,最终成为一项基本政策。
1.天聪至顺治时期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成为后金最高统治者。他对满蒙联姻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给予新的发展。
第一,联姻对象开始以外藩蒙古为主,不断拉拢前来归附的漠南蒙古诸部。当时一些附属察哈尔部的蒙古部落常常遭受林丹汗的欺凌,逐渐与察哈尔蒙古离心,皇太极看准时机,迅速用联姻的方式拉拢这些部落。在天聪元年二月至二年正月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便将两位旗主——岳托和阿敏之女许嫁该部(科尔沁的巴林部)领主色特尔、色稜叔侄俩人,这两位新额驸随即于天聪二年四月转移靠山,率部众归附了后金。(7)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261页。之后,扎鲁特部、敖汉部、奈曼部等相继投靠后金,皇太极也将后金宗室女许配给他们,表示拉拢之意。为了争取更多蒙古部落和巩固原有联盟,皇太极主动嫁女到蒙古,有时在公主年幼时就订下亲事。比如天聪元年(1627),敖汉部归顺,皇太极就将努尔哈赤第三女和自己年方7岁的长女许嫁该部班第,同嫁两女于一个部落在满蒙联姻史上可以说仅此一例,并且许嫁有幼女,可见拉拢之意的急切。因为投靠后金并缔结姻亲关系的外藩蒙古部落越多,附属察哈尔部的部落就越少,而与广大外藩蒙古建立友好姻亲关系也为政权稳固了后方统治。
第二,皇太极认识到联姻可以成为怀柔对手的政治手段。他奉行了“慑之以兵,怀之以德”(8)《清太宗实录》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72页。的思想,在察哈尔蒙古归附问题上就展现了帝王的宽宥。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战,弃地而逃。两年后,林丹汗病死,后林丹汗之子额哲率部投降后金。为拉拢察哈尔部,皇太极将中宫所出的二女固伦温庄公主嫁于林丹汗之子额哲,这样蒙古黄金家族的嫡系传人就成为了皇太极的女婿,为皇太极进一步成为蒙古共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天聪十年(1636)正月来朝的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贝勒在沈阳召开大会,会盟中承认皇太极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撤辰汗”。(9)《清史稿》卷五二五《藩部八·西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8册,第14532页。
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皇太极不仅用联姻巩固了与旧盟友的关系,而且发展了新的盟友。皇太极是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对待蒙古时秉承着“以力服人,不如令人衷心悦服之为贵”(10)《清太宗实录》卷三〇,第384页。的政治思维。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妙用”,就在于“使其妇翁衣食与共,虽故土亦可忘也”。(11)《清太宗实录》卷二〇,第152页。这一时期满蒙联姻次数明显增多,特别是出嫁的满洲宗室女的数量较多,根据《清史稿·公主表》的记载,有清一代满洲皇室公主(包括中宫抚养女)下嫁蒙古王公者32人,其中皇太极的女儿、抚女就达12人之多,占下嫁蒙古公主总数的1/3,这个数字在清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2)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清王朝。虽然居住在京城的皇族与继续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部落有了观念、习俗上的差距,但是清王朝统治还未稳固,他们仍然需要蒙古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联姻依旧是巩固与蒙古诸部关系的有效措施。顺治后宫就纳了六位蒙古妃嫔,其中两位皇后均出身科尔沁部。清入关后,满族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出嫁皇家宗室女到蒙古部落就带有恩赐意义,而这种成为皇室姻亲的荣誉感是蒙古各部落积极求娶皇家宗室女的动机。入关前的满蒙婚嫁中,满族娶嫁蒙古的女子比例为57∶26,但如果分阶段考察,这种比重是由小变大的,努尔哈赤时期为14∶2即7∶1,皇太极时期已为43∶24即1.8∶1。(13)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263页。这反映出蒙古部落从为依附后金政权而嫁女到后金为笼络军事盟友主动出嫁宗室女,结姻目的在发生变化。
2.康熙至乾隆时期
康熙帝时期,虽然清王朝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但为了稳定西北边陲和内部治理,蒙古王公依然是清王朝值得信赖的依靠,满蒙联姻依旧被重视。这一时期,满蒙联姻最大的特点就是范围的扩大,从漠南蒙古一直延伸到了漠北和漠西蒙古。康熙二十八年(1689),漠北喀尔喀蒙古被漠西蒙古噶尔丹部击败,投附清廷。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漠北蒙古被清廷编旗。此时阿拉善蒙古由漠西迁徙到河套以西地区,也被清廷编旗,成为清统治下的藩部。康熙三十六年(1697),恪靖公主嫁给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出嫁当朝皇帝的亲生女儿给漠北蒙古,不仅是清廷对漠北事务的重视,也是要加强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统治。康熙四十一年(1702),又将抚养在宫中的堂侄女嫁到西套蒙古,就是看重西套阿拉善蒙古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以及该部与青海和硕特蒙古的血缘关系。之后,这两个部落都是清王朝的重点联姻对象,联姻不断,直至清末。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期,为继续巩固与漠南、漠北、西套蒙古的关系,清廷在这一时期大量出嫁宗室贵族女子到蒙古。清王朝也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了与漠南各蒙古部落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盟,并用婚姻血缘的纽带将归附的漠北、西套蒙古紧紧系于中央的统治之下。只是这一时期,蒙古来的妃嫔没有再被封为皇后,这可能是因为顺治帝时期帝后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族感情,清统治者不愿帝后矛盾再危及两族关系。
3.嘉庆至清末时期
乾隆三十三年(1758),随着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清王朝对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日趋稳定。统治者依然非常注重满蒙联姻,所以满蒙联姻作为一种既定的国策沿袭下来了。嘉庆帝提出满蒙将继续“重以婚姻,联为一体”,(14)《清仁宗实录》卷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64页。但是这一时期官方指婚出嫁和迎娶的人数及范围相比于乾隆时期都减少了,因此推出“备指额驸制度”,继续维持与漠南蒙古的关系。一方面,皇室人口萎缩,可指婚的皇家宗室女子人数较少。另一方面,清朝王公贵族之间自愿结亲人数增多,因为外藩蒙古的王公更加富有,很多宗室格格自愿远嫁蒙古地区而不是京城中的蒙古贵族。同时,满族王公所娶蒙古贵族女性的比例增大,比康乾时期增多一倍。(15)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281页。当然,这部分非指婚结亲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满蒙联姻,只是作为一种通婚现象存在。
(三)满蒙联姻的特点
其一,满蒙联姻是双向的、多层次的、持续性的通婚活动。自西汉以来的和亲活动,大多数是单向的,多数情况下是中原王朝将室宗女嫁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满蒙联姻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都远超前代和亲。清朝的满蒙联姻长达300年(1612至1912年),据皇家的族谱《玉牒》记载,在这300年中,满蒙联姻共595次,其中出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16)那·哈斯巴根、斯琴图:《清代蒙古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在满蒙联姻中,不仅双方出嫁的女性来自不同层级宗室,而且娶亲者有皇帝、双方亲王和郡王等各层级,通婚又经常累世或交叉进行,即亲上加亲,形成甥舅血缘关系,突出反映“满蒙一体”“亲如一家”的特点。(17)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4页。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中央政权的和亲对象相比,清王朝的联姻对象基本上只有蒙古各部。西汉的和亲对象有匈奴、乌孙等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对象主要有乌桓、匈奴、吐谷浑、柔然、突厥等;隋唐时期的和亲对象主要有突厥、吐谷浑、吐蕃、铁勒、契丹、奚、于阗、回纥及南诏等;辽朝的和亲对象主要有西夏、吐蕃、阿萨兰回纥、阻卜、大食及高丽等;西夏的和亲对象主要有辽、吐蕃、蒙古等;蒙元时期的和亲对象主要有西夏、金、高昌、高丽等。(18)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36页。当然,清高宗也曾以回部台吉和扎赉之女为妃,但这次联姻与清世祖以汉女为妃一样,都是“仅见”现象,在清朝和亲中影响不大。(19)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36页。如此专一于蒙古地区且频繁的联姻,不仅没有反对声音,而且还获得双方上层广泛支持,可见蒙古部对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性,体现出满蒙联姻是双方世代友好的象征。
其二,满蒙联姻是一项强制执行的基本国策。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和亲”活动,西汉刘邦嫁女于匈奴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和亲行为,有时是为了缓和双方对立状态,有时是为了安定边疆,其目的都是以缔结姻亲关系的方式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20)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但和亲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手段,并未形成一种稳定执行的国策。清朝则不然,满蒙联姻从产生之初就被明确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21)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从努尔哈赤求娶科尔沁蒙古之女开始,建州女真和蒙古科尔沁部都想借用对方的军事力量来帮助自己震慑敌人,谋取发展空间。为了达成这种政治性联盟,满蒙双方之间的每一次通婚都用盟约强调了双方的政治义务,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和喀尔喀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要“相与盟好,合谋并立”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部。(22)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在入关后,满蒙双方身份有了变化,成为君臣关系,蒙古诸部贵族能否与皇家结亲、成为皇亲国戚,这取决于他们对清政府是否归顺和额驸对清是否效忠。
为保障满蒙世代的姻亲关系,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相关联姻政策来保证双方世代通婚。首先,明确规定出嫁外藩蒙古的公主、格格及其额驸所享受的俸禄、俸缎的标准。其次,清初为了出嫁公主能在蒙古地区安心生活,并发挥监督作用,针对出嫁公主回京省亲有严格的规定,包括回京省亲间隔年限,在京居住时间长短等。第三,为确保对皇室成员婚姻的主导权,指婚制也在不断完善,宗人府每年需要向皇帝报告适婚年龄的宗族子弟和宗室女。第四,康熙年间形成了“内廷教养”制度,即将有可能被纳为额驸的蒙古王公子弟,令其自幼在皇宫中与清朝贵族子弟一起读书、生活,长期的共同生活会让双方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更加接近,关系也更加亲密。第五,由于乾隆后期迎娶皇室女不能再给蒙古王公贵族带来极大荣誉感,蒙古王公瞒报适龄子弟以懈怠联姻,因此嘉庆帝说:“此次以蒙古内无年岁相当之子备选额驸,均未报出,殊失结亲本意。凡指额驸,著不必拘泥同岁,或年长三四岁,年幼三四岁,均可选指。”(23)《清仁宗实录》卷三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453页。清廷为此制定“备指额驸”制度,促使蒙古方面配合联姻,要求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每年十月必须将适婚年龄的本旗子弟和皇室公主如实上报。第六,制定联姻公主与额驸的孩子授予职衔品级的生子予衔制,以及公主、格格、额驸去世后祭奠的赐恤制度。如此严格规定,是因为清王朝统治者希望满蒙关系不断加强和延续,也正是这些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制度化规定,极大地保障了清廷与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持续性的联姻。
其三,出嫁公主基本上是真公主。满蒙联姻这一历史活动中,满族与蒙古贵族参与人数甚多,但具体执行者与参与人数最多的就是清朝的联姻公主和格格。从中国古代和亲历史来看,中原王朝在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时,尽管都标榜以“公主”出嫁,但是这些“公主”中除了宗室之女,还有大臣之女、外戚之女、宫女等,(24)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34页。而不同身份的公主也体现了中原王朝对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视程度和信任程度。纵观满蒙联姻,清王朝出嫁的公主基本都是真公主,其中很多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如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附清朝时,皇太极就将中宫所出的嫡公主嫁给他,发挥了对其他归顺部落的示范作用。喀尔喀蒙古归附清朝时,康熙帝将亲生女儿恪靖公主嫁到漠北。当时漠北荒凉,漠西蒙古还未平定,在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康熙帝将亲生女儿嫁到那里,这是清廷对漠北蒙古给予的巨大尊荣,并向漠西蒙古展现了皇恩浩荡,希望他们也尽早归顺清朝。可以看出,清王朝对蒙古地区极为重视,出嫁地位高贵的公主才能在血缘关系上更加密切,才能有利于双方信任的建立和蒙古对清王朝向心力的形成。
(一)满蒙联姻对清王朝统治的作用
第一,满蒙联姻有助于清廷统率蒙古统一全国。恩格斯对联姻活动曾评价到:“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页。在领主式政权时代,势力强盛的政权若主动与处于弱势的依附性部族政权结姻,尤其是将其家族之女出嫁,还具有笼络意义,强化后者的依附关系。(26)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390页。如前所述,统一且战胜“九部联军”的建州女真部相比于处于松散状态的蒙古诸部,可以说是强盛政权,与蒙古各部建立婚姻关系就是在拉拢友军,强化他们对自己的依附。用“姻好”促进“盟好”一直是满蒙联姻的首要任务。为形成征伐察哈尔蒙古的联合阵线,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与蒙古联姻时,都要申明政治盟约,如努尔哈赤先后娶喀尔喀、科尔沁两部诺颜之女,每次均附以“必同心合谋”(27)《清太祖实录》卷六,第93页。的要求。击溃察哈尔部后,皇太极又将中宫嫡女嫁与林丹汗之子额哲,使蒙古黄金家族后代成为自己的女婿,把整个漠南蒙古的归附推向彻底化,皇太极因此也成了蒙古的可汗。在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以后,受封的蒙古诸部贵族都去掉原有的汗号,归附的蒙古诸部独立性完全丧失。这样,满族的政权就完全统率了漠南蒙古并消除了强敌。
劲敌察哈尔消除后,对后金最有威胁的就是明王朝。而这些完全归附的漠南蒙古和建立姻亲的其他蒙古各部,改变了明、清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成为清进取中原的牢固同盟。在征战中,清帝对待蒙古王公以“结以亲谊,托诸心腹”(28)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善待外藩》,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为原则,所以蒙古王公和皇家额驸们都愿意率兵出征,有些甚至为此牺牲,可谓“攻城转战,蒙古部多有功”。(29)祁韵士等纂:《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内蒙古要略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7页。努尔哈赤额驸布颜代在皇太极时期屡立战功,异常英勇,“从围大凌河,明兵出战,布颜代伤于矛,仍力战却敌,斩一人”。(30)《清史稿》卷二二九《布颜代传》,第31册,第9275页。皇太极时期科尔沁额驸奥巴足智多谋,“临阵每独当一面,长于谋议”。(31)祁韵士等纂:《皇朝藩部要略》卷二《内蒙古要略二》,第27页,
第二,蒙古王公在清王朝统一国家的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清入关后,建立了大一统政权,疆域的辽阔和民族关系的复杂给清王朝的稳定带来极大挑战。具有姻亲关系的蒙古诸部在清初稳定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科尔沁部的皇家姻亲们尤为尽心,他们与清皇室形成了“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国休戚”(32)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9页。的关系。由于顺治帝具有科尔沁部血脉,科尔沁部自然会尽全力辅佐他,面对分裂和危害清统一的战争都勇于冲锋陷阵。顺治三年(1646),苏尼特部札萨克郡王腾机思叛,拟投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南下接应,还掠夺了刚归附清廷的巴林部,这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顺治帝之舅科尔沁部满珠习礼和副都统明安达礼追随豫亲王多铎出征,腾机思闻风逃跑,明安达礼等“乘夜进追,次日及之于欧特克山,贼迎战,大破之,斩其台吉毛害,并迎下嫁腾机思格格还”。(33)《清世祖实录》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38页。除此之外,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乾隆时期用兵准噶尔,漠北、西套战争中,蒙古姻亲王公均主动出兵。在清朝后期,沙俄军队进攻伊犁,土尔扈特部主动供应驼、马,配合清军打击沙俄侵略军。(34)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可以看出,蒙古姻亲诸部对满族皇室已经形成了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与认同感对整个蒙古归顺清廷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光以后,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但由于清统治下的蒙古王公一直受到恩宠和优待,认为自己与清廷命运与共,因此一些蒙古王公极力维护清政权的统治和清帝的地位。如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公开反对民主共和。(35)赵飞:《蒙古王公在蒙古近代化中的矛盾角色》,《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他们认为,蒙古之所以臣服是因为和清廷具有血缘关系,如果清廷被推翻,他们将独立于新政权。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皇家额驸僧格林沁是道光帝的外甥,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同治四年(1865),多次带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抗击英法联军等,最后战死沙场。科尔沁部左翼中旗额驸棍楚克林沁,土默特部咸丰帝的表兄、怡亲王府的额驸德勒克色楞,漠北土谢图汗部额驸蕴端多尔济之子多尔济那木凯等几位驻京皇家姻亲,也曾带兵参战,棍楚克林沁还受到嘉奖。(36)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02页。虽然清末各地革命频发,清王朝命数将尽,一些蒙古部落开始摆脱清王朝的控制,但他们很少公开反对清政权,且强烈地反对否定爱新觉罗皇帝继统的共和制,在皇太后召集的决定清帝是否逊位的御前会议上,他们的抵制尤为激烈,甚至表示,如果内地实行共和,蒙古将脱离中国,(37)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70页。他们还拥护宣统帝,承认他为内外蒙古的皇帝。最终清帝退位,民国政府建立,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新政权虽然招抚了一部分蒙古王公,但仍有一部分依然与清皇室保持密切关系,还有蒙古王公家族仍然与爱新觉罗家族保持通婚。
清朝皇帝非常倚重蒙古姻亲协助管理边疆事务。联姻产生的姻亲关系对清王朝北部、西北部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和抵制沙皇俄国的侵略,清政府在漠北蒙古地区设置了处理北疆军事事务的定边左副将军和管理佛教事务与中俄边境事务的库伦大臣,其中由蒙古族出任的更多,特别是很多蒙古皇家姻亲,他们在职期间为北疆的发展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赛因诺颜部的额驸策凌父子三人长期担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在任期间尽职尽责,是皇家在漠北最可靠的人。他们在抵御与解决准噶尔部问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并能合理解决漠北各部的争斗,策凌对于清朝北部边疆的作用被评为“威震绝徼、为国家长城”。(38)魏源:《圣武记》卷三《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二》,第106-107页。清帝如此重用这父子三人,主要看中了他们的忠和勇,尤其是“勇”。(39)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13页。因为策凌从小教养于内廷,长大后娶纯悫公主,而他的两个儿子也在京师长大,三人情感上更加亲近皇室,在策凌儿子成衮扎布平定青衮咱卜之乱的时候,乾隆与其再结儿女亲家。如此累世联姻与恩宠赛因诺颜部,他们也就将自己政治经济利益完全系于清皇室的稳固统治上,极力维护它的统治。(40)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13页。乾隆时期,准、回二部平定后,清廷设库伦办事大臣(蒙、满各一人)管理宗教事务及中俄边境双方贸易,蒙古族中基本上是由土谢图汗部的两家皇族姻亲担任。历任的库伦大臣也尽心尽力,面对中俄边境贸易摩擦与冲突,皇家额驸蕴端多尔济对清廷制定的贸易政策严格执行,并能有效处理当地蒙汉民族矛盾。予以边疆蒙古王公重任,既是清帝对他们管理边疆等事务能力的肯定,也是对蒙古诸姻亲的信任,最终清王朝达到“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41)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的目的。
第三,蒙古姻亲广泛参与清朝中央行政。蒙古王公在清朝地位较高,他们是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的助手。清代设立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中的职务大部分由蒙古王公担任,并且皇家姻亲的蒙古王公贵族参政人数远远大于非姻亲蒙古王公贵族。随着驻京额驸人数增多,蒙古皇家姻亲除了被任命管理蒙古本部职务,很多又出任中央官职,有些政绩突出的额驸还被赋予御前行走等具有荣誉性质的官职,而御前任职的蒙古王公不但得到皇帝的重用,还能作为皇帝蒙地事务的咨询人员,乾隆帝就说过:“凡索伦、蒙古之隶臣仆、供宿卫者,朕皆得亲为咨访。”(42)《清高宗实录》卷八九八,第1099页。除了日常参政议政,获得皇上信赖的蒙古姻亲还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理,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康熙帝在废黜储君后,认为“达尔汉亲王额驸班第,虽蒙古人,其心诚实,朕深知之”。(43)《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351页。所以命科尔沁部端敏公主额驸札萨克亲王班第与满汉大臣一起商议选举新太子,班第在新太子的推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官职的任用,从另一方面说明,蒙古额驸及其家族已经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不可缺少的成员。(44)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一些联姻的蒙古女性在政治方面也大放光彩,深刻影响了清朝政权。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孝庄文皇后,是科尔沁部出嫁给皇太极的妃子,一生抚育了两位幼帝,辅助政治权力平稳交替。康熙说过:“……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45)《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第421页。孝庄文皇后所生的三个公主也都出嫁蒙古,继续为满蒙关系做贡献。孝庄文皇后对待百姓也总是慈悲为怀,康熙时期百姓遭受兵祸天灾,孝庄文皇后“闻各省有偏灾,辄发帑赈恤”,(46)《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2页。其中还包括她自己的私房积蓄。这些善良举动,改善了满族统治者在汉族民众中的印象。孝庄文皇后只是联姻女性中的个例,还有很多联姻蒙古女性或多或少为清王朝的统治做出贡献,也正是这些才智出众的女性促进了满蒙间的交融与发展。
(二)满蒙联姻对蒙古地区发展的影响
联姻公主大量的陪嫁丰富了蒙古王公的物质生活。皇家公主、格格出嫁与民间一样需要置办大量的陪嫁物品,这些陪嫁物品的数量和种类是民间无法比拟的。因为公主和格格的婚事具有官办性质,陪嫁物品大都由内务府负责置办,宫中也就形成了陪嫁制度。按照陪嫁制度,皇室公主、格格出嫁有不同规格的陪嫁物品,这些陪嫁物品包括马匹骆驼、银碟玉碗、缎靴缎袜、金银首饰以及东珠、珊瑚、琥珀等珍贵珠宝,品类繁多且数目巨大。皇室丰富的陪嫁也是为了保障公主婚后富裕的生活,彰显清廷财力。除了陪嫁物品,皇家女和他们的丈夫还享有其他的待遇,出嫁到蒙地的公主、格格,都是由清廷为其建造府邸,保障婚后生活。公主出嫁,皇帝还会拨出土地,俗称“胭脂地”,当作公主的“私房钱”,这部分收入非常可观。公主回京省亲,还会有赏赐,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就“遣达尔汉台吉妻归国,赐甲、雕鞍、锻布、银器、女朝衣等物”。(47)《清太宗实录》卷一三,第186页。另外,陪嫁物品中还包括给予额附的部分。这些赠送也是根据蒙古额驸的身份和封号准备的,主要也以服饰、配饰、珠宝为主。清朝对于王公贵族的经济优待还表现在给予公主、额驸定期银钱,对于进京朝觐,朝廷另有赏金和出行补贴。这些都属于对蒙古王公的直接赏赐,以丰富他们的经济来源,保障他们婚后的奢侈生活。如此厚待也是清廷拉拢蒙古额驸的方式,具有一定政治意义。
清朝对蒙古地区经济的扶持及救济。为恩养蒙古贵族对清廷坚定的忠诚,清廷若不采取其他经济手段来充分满足蒙古族(主要是上层)的利益需求,联姻也难以巩固和持久。(48)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303页。首先,蒙古王公贵族享有除满族贵族以外高于其他民族官员的固定俸禄。一般蒙古亲王年俸银为两千两,俸缎二十五匹,而喀尔喀蒙古三汗和科尔沁亲王更优于他人,俸银达两千五百两之巨。(49)《清文献通考》卷四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册,第5214页。其次,对蒙古各部朝贡的财物,清朝皇帝一律“酌纳之”,甚至回礼更多。天聪四年(1630),喀喇沁土默特部贝勒等来朝,“献驼马,俱却之,仍赐蒙古诸贝勒及福金鞍马、甲胄、貂皮、狐裘、银盆等物,遣归”。(50)《清太宗实录》卷七,第105页。清廷还允许他们携带货物来京互市,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另外,遇到灾荒年,清廷还要赈济受灾的蒙古各部。蒙古地区畜牧经济非常脆弱,常遇荒年,为稳固蒙古,赈济受荒蒙古各部是清廷常做的工作。康熙帝时常体察蒙古地区饥民情况,对于赈灾,要求“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丧者必多”。(51)《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第281页。乾隆十二年(1747),蒙古多地受灾,清廷一次就“赡贫户二万余”,并赏赐藩王俸禄,“王贝勒以下各赐俸半年,无俸台吉俱赐币有差”。(52)《清史稿》卷五一九《藩部二》,第47册,第14354页。清廷还会督促蒙古王公救济灾民,雍正帝多次晓谕蒙古王公:“尔等属下偶有饥馑灾伤,莫不发帑与粮资,给畜牧。”(53)《清世宗实录》卷一〇,第194页。虽然这些经济救助都是为了“恩养”蒙古王公,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蒙古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优越性,使其不致因灾荒陷入绝境,这对蒙古人民来说也是有益的。(54)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304页。
清朝时期,蒙古地区畜牧业和农业发展迅速。畜牧业方面,保护牧场,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开垦,对于私自开垦的台吉、官员和平民会分别治罪,甚至革职流放,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期藩盛”。(55)《清太宗实录》卷三,第53页。乾隆元年(1736),清廷先后在甘州、凉州、肃州一带设厂。每厂各设马一千二百匹,三年均齐一次,以备拔补营马之用。这些牧场的设立既可以增加牲畜数量,还能巩固对偏远地区的统治。另外,康熙时期就大力发展蒙古的农业,鼓励汉族出边种田,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清政府遂在雍正年间相继设立了归化、古北口、张家口、八沟、多伦诺尔、独石口、四旗、塔子沟、绥远、喀喇屯等十厅。(56)赵云田:《清朝统治蒙古经济政策管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这种和盟旗并行的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既反映了当时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也稳定了清朝在蒙古地区的封建秩序。
联姻公主对蒙古地区有突出的贡献。公主、格格出嫁以后的所作所为,都代表着皇室态度。在满蒙联姻中有很多公主履行了公主责任,她们及其后代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突出功绩。顺治年间出嫁翁牛特部的英亲王阿济格之女四郡主,出嫁时虽没有封号,但因为在平定察哈尔叛乱时做出了巨大功绩,被封为郡主。一位无位号之格格,一次功绩就被封为仅次于皇帝之女的郡主,这是相当高的奖赏。(57)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384页。翁牛特部未有叛乱迹象,可见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这位皇家格格生育的毕里衮达赉和鄂齐尔两兄弟均领兵参与平定察哈尔叛乱。
还有一些公主或格格在蒙地广施恩惠,促进当地民族团结。作为顺治帝胞姐的淑慧公主,在顺治入关不久就出嫁到巴林部右旗。出嫁后,这位公主不仅能处理好家族的人际关系,还广施惠泽于当地民众。据传,淑慧公主来巴林成婚途中经过西拉木伦河,见唐代建造的石桥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损不堪,过往车辆多有危险,遂于下嫁巴林12周年之际,筹资建成新桥,此桥后称“公主桥”或“巴林桥”。(58)刘冰、顾亚丽:《草原姻盟——下嫁赤峰的清公主》,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82页。这座桥建成后极大方便了两地民众的来往,咸丰年间又被淑慧公主七世孙重修,并立碑感念公主慈心。淑慧公主在巴林部生活的五十年间,善举不断,巴林人敬仰地叫她“公主妈妈”,并且把她认为是绿度母的化身,还为她编创了一个美丽的传说。(59)刘冰、顾亚丽:《草原姻盟——下嫁赤峰的清公主》,第93页。1990年,当地民众还自发捐款为固伦淑慧公主修建了一个纪念堂。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喀尔喀蒙古刚刚归附清廷,漠西蒙古局势不稳之时,康熙帝将四公主出嫁给了土谢图汗部。这位公主很重视农桑,出嫁时康熙帝赏赐清水河附近一大片田地给了公主,作为公主的“胭脂地”。公主命人开垦30年后,这片地面积扩大至四万八千多亩,她招民耕种,贫农赏赐牛和种子,食不能果腹者赏赐粮食,这片田地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为公主立碑,赞颂称:“且我公主留心民瘼,着意农桑,其立心也公,其立政也明,其立法也猛且宽,恩泽普及万姓,真乃尧天舜日”。(60)碑文见光绪《清水河厅志》卷二〇《艺文·四公主德政碑记》,内蒙古图书馆藏抄本,第24-25页。
随嫁人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皇家出嫁公主、格格除了陪嫁物品和财产外,还要陪嫁“随媵女子、服役男妇”,(61)《清太宗实录》卷一四,第199-200页。供公主和额驸婚后役使,这些人包含“七十二行,行行不少,如银匠、铁匠、木匠、瓦匠、窑匠、画匠等”。(62)赤峰市《巴林右旗志》编纂委员会:《巴林右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康熙五年(1666),“镇国、辅国将军女嫁于外藩,媵送满洲男妇二名。蒙古汉人男妇六名”。(6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二五《礼部·婚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可见,这些随嫁人包含满、蒙、汉等族成员。他们随着公主出嫁蒙地,与当地蒙古族人民一起生活,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蒙地居民开始意识到种地的重要性。比如端敏公主出嫁时,“跟随公主来了七十二行的匠人或其他劳动者,在蒙古地方落户,开始种地、种菜,开荒务农”。(64)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卷九《新的种地方法》,赵景阳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这些陪嫁人员会逐渐融入当地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穿蒙服、说蒙语、姓蒙语、取蒙古名,而渐渐融合到蒙古族中了”,(65)白凤岐:《概述辽宁蒙古族的源与流》(下),《满族研究》1988年第2期。有的甚至与当地居民通婚,成为了蒙古族。草原地区一直因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较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人口增长缓慢,数量庞大的陪嫁人员对于蒙古地区人口繁衍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陪嫁人员通常是以成户的奴仆之家身份来到蒙地,他们的繁衍或者与当地原住民通婚,最终形成村落。这些迁入和繁衍的人口,推动了蒙古地区各项经济生活的发展,并深刻影响了蒙古地区的人口数量和民族成分变化。端静公主出嫁喀喇沁右旗时,皇帝赐予公主不少陪嫁人员,公主死后,有10姓奴仆为公主守陵,由于人口不断发展,人口由原来的十家一个村落扩散到附近的头道营子、林家营子、郎家营子、长皋等五个村落,这里现在虽是喀喇沁旗满族聚居区,但满、汉、蒙等各族都有。(66)《喀喇沁十家满族的来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喀喇沁专辑),1986年,第240页。
三百年的满蒙联姻对清王朝成为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在增强蒙古地区与清皇室的联系,建立“满蒙一家亲”的亲密关系,还是改变蒙古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满、蒙、汉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促进满蒙政治上的互信
满蒙在长时间联姻过程中,双方统治者以利益为开端,通过婚姻形式拉近了双方情感,满足了彼此的政治需求。学界曾用“羁縻”“笼络”“怀柔”“政治整合”等话语,表述清统治者获得蒙古政治认同的主要做法,(67)牛玲玲:《清王朝构建民族政治认同的遗产和困境——以蒙古的政治认同为例》,《满族研究》2019年第2期。而清王朝的统治者施行满蒙联姻就是为了巩固盟友、拉拢潜在敌人,通过联姻加强与蒙古上层的联系,使双方从对立战争状态变成了军事盟友。皇太极面对察哈尔部时,也是采取和亲通好而不是歧视隔离方式,以这种感情色彩浓烈的联姻政策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为尚不强大的后金争取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之后,后金又凭借蒙古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扭转了清与明实力的对比,问鼎中原,还震慑了其他敌人。天聪五年(1631),清在致朝鲜国王的信中写到:“尔若助明侵我,我不必自劳兵力,但调遣蒙古十万人直趋尔国,尔惟有遁逃海岛而已。”(68)阿桂等编:《清开国方略》卷一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页。康熙十四年(1675),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乘“三藩之乱”之机,想要拉拢漠南蒙古王公一起推翻清廷。这些被拉拢的漠南王公不但及时向康熙帝报告布尔尼反叛的消息,而且还主动献策并出征布尔尼。布尔尼遣使者到阿鲁科尔沁部时,此部额驸色棱劝其父:“我等与大清结亲,蒙恩甚厚,尔今附从布尔尼,亦不过做一王而已,尚欲何为?布尔尼绝不可从。”(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57页。其父朱尔扎哈听从了他的建议,将布尔尼叛乱的消息上报康熙帝。在清廷调兵镇压反叛时,很多蒙古皇家姻亲主动领兵出征。敖汉部领兵之将郡王扎木素就是皇家郡主之子,又是皇家多罗额驸,翁牛特部领兵郡主毕礼衮达赉和鄂其尔两兄弟也是郡主之子,最后顺治帝的侄女婿科尔沁部沙津射杀了布尔尼兄弟二人,彻底平定了察哈尔的叛乱。本来布尔尼想借助蒙古同族关系来拉拢其他蒙古王公,但是与其一起反叛者甚少,更多的是告发、镇压者,最后甚至射杀他的也是蒙古人,这其中深层的原因就是蒙古上层和清廷“亲如一家”的关系十分牢固。这彰显了此时满蒙上层关系的深厚,联姻已经成为双方友好的纽带。另外,蒙古王公贵戚及其统治的强悍骑兵为清王朝的边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帮助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准噶尔部及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等数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帝对此形容到:“昔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70)《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第677页。可见,蒙古部落的边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满蒙联姻带来两族的亲密感能够使清政府长期以来在北部不用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天然屏障。随着政治目标不断达成,双方的利益也越来越紧密,共同的利益让他们继续发展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最终双方结为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更加信任对方。
(二)促进满蒙经济的交往
清王朝在入关前就在经济上与蒙古地区有了密切交往。随着明朝与蒙古地区关系不断恶化,明王朝取消了对于蒙古地区的赏赐与互市,导致蒙古地区物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得不到满足的漠南蒙古只得寻求其他政权的帮助。适值后金方兴,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漠南蒙古对农产品的需要,同时后金又有意识地以大量赏赐各种实物为手段,把漠南蒙古吸引过来。(71)晓月:《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经济原因管窥》,《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对于后金来说,此时蒙古强大的军事力量是自己所需要的,因此主动缓和矛盾,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后金的崛起和满蒙关系的亲近使明朝感到恐惧,为此明王朝也开始收买漠南察哈尔部,每年给察哈尔部林丹汗白银四万两,(72)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16页。以此牵制后金。与纯金银的给予相比,后金针对游牧民族缺少实物、粮食等特点,赏赐以实物居多,(73)晓月:《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经济原因管窥》,《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这更有“诱惑力”。另外,后金按时拨付俸禄给加封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定期或者不定期给予大量赏赐,在处理公主和额驸问题上更加偏袒额驸。最终林丹汗借用明的财力挑起的混战,不但造成蒙古各部损失惨重,还促使下属各部与其离心,而后金的宽厚政策笼络了一大批蒙古的同盟者。
清军入关后,清朝又给予蒙古各部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经济上的援助也没有因为明王朝的消失而取消。理藩院的设立就标志着清廷治蒙制度化的开端,也规范了对蒙古的给俸、赈济、赋税等方面。首先,如前所述,除了对蒙古王公贵族财力上的直接赠与,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向清王朝的进贡,清王朝也一直秉持着“厚往薄来”的政策,一般回礼更加丰厚。其次,尽管清政府后期限制汉人入蒙开垦土地,但蒙古地区农业的迅速发展无不与清前期优待政策有关。康熙帝不仅要求蒙古王公“遵法守分,有一二牲畜者,择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于耕种”,(7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第128页。还派人去蒙地教授蒙古族人耕种。清朝入关以后,公主的陪嫁人员中有各种技术人员,包括农民、瓦匠、裁缝、中医等。很多陪嫁户将中原地区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那里,特别是土地耕种的技术,这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汉族移民的迁入,使蒙古地区农业迅速发展,单一的畜牧经济结构开始改变,呈现出“田禾茂盛,秋收可期”(75)《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第637页。之景象。除了帮助农业发展,蒙古每遇灾荒年,清廷也会帮助救灾,康熙帝曾要求理藩院“遣官往外藩蒙古地方赈济,务期贫人均沾实惠,勿受豪强嘱托,致有滥冒偏枯”。(76)《清圣祖实录》卷九六,第1208页。有了农业的支援,脆弱的游牧经济在天灾年荒时能够减少损失,度过困境。以上种种有利于蒙古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77)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306页。
农业的发展带来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清初以来,蒙古各农业区都出现了酿酒的烧锅,还有制粉、棒油、豆腐、酱油等作坊,(78)《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页。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蒙古地区人民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效仿中原地区的百姓开始修建房屋,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这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随着和亲进入并繁衍后代的不同民族成员,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中带来蒙古地区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越来越多。因此,清政府允许蒙古族王公来北京互市贸易,这是对边口互市的补充,也是清政府怀柔蒙古贵族的措施。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规定:“厄鲁特部落,如噶尔丹等四大台吉,应令来京互市。其余小台吉,俱于张家口互市。著为定例。”(79)《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第361页。这一政策不仅完成了蒙古各部王公进京朝贡的政治任务,同时,进京朝贡的蒙古族以畜牧产品换取中原地区的生活物资,解决了满、蒙、汉等各族人民的生活需求。经过清代约二百年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内蒙古从素以游牧为主发展为农、牧、工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地区。(80)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306页。
(三)促进各族文化的交流
作为清朝疆域一部分的广袤蒙古地区,不再像明朝时处于被隔离的状态,自然与中原地区不断进行联系交往,文化上既学习中原文化,又融合多种文化形成新文化。满蒙联姻就是双方人员流动的有效途径,它势必将满汉文明带入蒙地,在交流中促进蒙地人民生活大发展,互相融入的满、汉、蒙等文化又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婚俗礼仪就体现了满、蒙、汉三种文明交融。满蒙联姻主要是满族皇室主导,其仪式规制与满洲同族间所施行完全相同。因为满、蒙两族参与,所以婚礼中很多仪式具有满蒙共同的传统,比如纳彩礼和聘礼的礼物品种中都有马、牛、羊,而且礼品的数目喜用“九”,(81)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72页。当然也有骆驼,这与蒙古族传统有关。清入关后,皇室居住京城,受到京城汉文化的影响后,婚礼仪式又融入了很多汉族婚俗传统。比如,汉族会在婚前把女方生辰八字交给男方,男方再找算命先生去测算双方新人八字是否相合。而皇帝指婚公主和额驸时,会让钦天监测算双方生辰八字是否相合。也许由于是指婚,历代钦天监测算结果均“未闻算有不合格者也”。(82)奕赓:《佳梦轩丛著·括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73页。在各方交往中,满汉之间婚俗也在互相影响,比如“开箱礼”是汉族独有婚俗,是儿媳为孝敬公婆送公婆衣服、鞋袜之类,而清朝联姻福晋孝敬皇上和皇后的衣服各九件,这又融入到了满蒙习俗。最终在联姻过程中,上层婚姻逐渐形成满、汉、蒙三族传统混合的婚俗,仪式隆重。长期隆重盛大的婚礼仪式的进行,不管京城还是蒙地都有底层群众的效仿,特别是距离京城比较近的科尔沁与喀喇沁部,清朝末年和内地一样流行请人为新婚双方新人择吉日、合八字。
公主出嫁带来蒙地衣食住行方面的影响与改变。嘉庆时期吴振棫说:“国家与蒙古各旗世为婚姻,公主、郡主多下嫁者,每苦游牧地方居住、饮食之异,近来附近内地之蒙古各旗,大都建造府邸,不复住蒙古包。饮馔丰美,亦与京师仿佛。”(8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
服饰方面的影响。清朝官服既没有像北魏孝文帝一样完全接受汉文化,也没有像蒙元一样对汉文化进行顽固抵制,而是在借鉴明代官服形制和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保留了满族的传统文化和服饰特色。(84)王宏君、陈超:《清代官服的文化意蕴探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满蒙联姻时接受清朝皇帝指婚的王公额驸所着的服饰是清朝官服,公主出嫁时皇室也会赏赐公主和额驸衣物,还会陪嫁裁缝。据考古文物来看,这些衣服、首饰有梅、兰、菊、松、竹等装饰,蝙蝠等象征多子多福的纹饰也出现在随葬品之中,体现了当时满族人对汉文化的吸收。(85)马晓丽、杨亚蓉:《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上层盛行,下层必会模仿,民国初期罗卜桑息丹在其《蒙古风俗鉴》中指出:“到了清代,蒙古接近东部省份,在内蒙古,人们效仿满族穿戴的不少。”(86)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第12页。虽然受到满族服饰影响,但是蒙古族也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来自蒙古的孝庄皇后的陪嫁侍女苏麻喇姑,“性巧黠,国初衣冠饰样,皆其手制”,(87)昭梿:《啸亭杂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6页。由她参与设计和制作的清朝冠服包含了很多蒙古族特色,也是中国服饰史上的精品。现在不管蒙古服饰元素中亮丽的色彩,还是满族服饰中精美的绣花,都已经成为“中式服装”的常见元素,根据满族服饰演化而来的旗袍已成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成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象征。(88)李欣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住房建筑方面的影响。居住在京城的公主嫁到蒙古地区,皇帝为了让公主额驸居住舒适,会拨库银为他们建造华丽的公主府或者修葺原有府邸,这些公主府都是用青砖和石头建的,相比于蒙古包,具有内地风格。比如,西套蒙古阿拉善阿宝迎娶庄亲王博果铎之女时,甘肃巡抚齐世武受康熙帝指派,根据朝廷送去的“御赐样式”为郡主格格建造府邸,这座府邸建成后,院落之间相互贯通,装饰精美,古朴精致,在草原地区被予以“北方小故宫”之美称,(89)赵百秋、莫日根:《阿拉善蒙古王爷府建筑室内空间装饰艺术研究》,《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成为明清建筑以及满蒙联姻的标志。虽然一些额驸与公主、格格长期居住在京城,但也会雇佣内地工匠到本旗驻地修建京城样式的建筑。道光帝时期,奈曼部额驸德木楚克扎布及其后人建造的奈曼王府,就是一座典型的京式建筑。这座王府一色的大屋脊青砖瓦房,有兽头瓦当、叶脉纹滴水,木质结构处皆丹青彩绘,一派汉、满文化之韵味。其正殿隔扇门上画“八仙庆寿”,西配殿门侧绘山水、青竹、菊花,中间绘张衡、屈原、孔子、李时珍四位名人,东配殿侧翼处则绘有《红楼梦》中的探春、林黛玉等人物,(90)张宇:《奈曼王府》,《奈曼旗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79页。这都体现了汉文化对蒙地的影响。
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满族入关以后,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满族贵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皇帝擅长写诗,也涌现出诸如纳兰性德等文学大家。(91)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493页。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下,皇室家族中的女性自然而然地也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这些具有文化素养的公主、格格再出嫁到蒙古各部,肯定会对所嫁蒙古旗地和子孙后代产生影响。康熙时期出嫁到蒙古敖汉部的凤莲三公主就把京城文化带入敖汉部,她鼓励蒙地子弟上京求学,她的儿子垂济扎勒也被送去内庭教养,其子精通满、汉、蒙三族文字,被招为乾隆帝十一子永瑆的女婿。而随着公主、格格出嫁,汉族很多文学著作被带入蒙地,其中就包括诗、词、戏曲、小说等,这些作品对蒙古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蒙古王公因久在京城接受教育,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蒙古王公那苏图就著有《藤花书屋集词牌三十韵》,怡王府额驸博迪苏著《朔漠纪程》,贡桑诺尔布著《竹友斋诗集》。
近代以来,还有一些蒙古王公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在蒙地办起西式近代化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贡桑诺尔布在他的喀喇沁王府西院开设了“养正学堂”,并聘请江南名士陆君略、钱桐等人教书,他还将优秀学员送往北京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专攻俄语。光绪二十九年(1903),贡桑诺布东渡日本考察后,又在本地筹建了女子学堂和军事学堂。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普及教育事业,极大地促进了本旗文明的发展。贡桑诺尔布的妻子清肃王府格格善坤,也一直致力于女性教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清廷赏赐她“壶教畅明”的匾额。(92)汪国钧:《蒙古纪闻》之五《喀喇沁王创办学堂之困苦及各方面之阻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夫妻二人的助学行为对边疆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满蒙联姻以一种交往活动促进了满、蒙、汉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
(四)促进满蒙血缘交融
清廷在给予公主、额驸、台吉等尊贵身份和优渥待遇时,一直在打造满蒙联姻下“夫妻一体”的状态。娶了有位号的皇家公主、格格后都可以根据所娶公主、格格的位号受封相应等级的额驸,比如固伦公主额驸授予固伦额驸,位同固山贝子,娶和硕公主者授予和硕额驸,位同公爵,以此类推。受封封号是其一,额驸还会因此享有经济特权,赐以俸禄。但若公主、格格殁后,额驸另行娶妻者,将被革除额驸职衔,停止领俸。若公主、格格殁后,不娶妻者,仍留额驸职衔,照常食俸。(93)张荣铮等编:《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这不仅彰显皇家公主、格格显赫的地位,而且提醒蒙古额驸所受好处皆来自皇家的恩典。对于不能封位的宗室王公媵妾所生之女,如果能被指婚外藩蒙古,则可以被册封。为了急于拉拢某个蒙古额驸,当为其指婚的宗室女地位不高时,可以晋升此女位号,以此来册封额驸,或者额驸立大功后晋升封号也要带着所娶公主、格格一起晋升,这也是时刻提醒额驸皇家近亲的身份。
满蒙之间长期的通婚也形成巨大的联姻网络。杜家骥在《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中将满蒙联姻形成的姻亲网络划分为纵向姻亲与横向姻亲两种。纵向姻亲主要是指皇家的前后辈宗室女子代代出嫁蒙古各辈王公子弟,除了形成外公外孙与舅舅外甥的关系以外,又形成各联姻部落之间的不同辈分姻戚关系。比如康熙帝将自己的姐妹和女儿出嫁到不同蒙古部落,乾隆帝及其兄弟的女儿大量出嫁蒙古,其中一些就出嫁到他们姑母、姑祖母所在的部落。皇家嫁女于蒙古诸部,还形成另外的姻亲关系,这就是横向姻亲。比如皇室两姐妹嫁于不同蒙古部落家族,那么这两个额驸就形成了连襟关系。康熙帝将六个女儿分别嫁于喀尔喀部策凌、喀尔喀部敦多卜多尔济、翁牛特部苍津、巴林部乌尔衮、喀喇沁部噶尔藏、科尔沁部多尔济,这六人就形成了连襟关系。(94)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374-375页。不仅皇家如此,宗室王公家也如此,康熙长子允禔就有四个女儿出嫁蒙古四个部落,因此这四个女婿之间也形成连襟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出嫁汉军旗的公主,比如康熙十四女和硕悫公主出嫁甘肃提督孙思克之子孙承运,这样汉军旗女婿孙承运也与康熙其他蒙古女婿形成了连襟关系,而且孙思克继妻还是敖汉部固伦公主之女,这样来看满蒙联姻涉及了满、蒙、汉三族,形成庞大的姻亲亲属集团。这些纵横交错的网络性姻亲关系,除了加深各亲属间联系,还能互相羁绊,如若有人对清皇室统治有所威胁,其他姻亲因为皇室亲属关系会对他付诸行动,这样的血缘网络对于清皇室的边疆治理也起着重要作用,正所谓“塞牧虽远,姻盟向最亲”。(95)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这是一种对清皇室向心力的作用,亲属关系使他们愿意维系自己的地位而忠贞清廷。
这种复杂的婚姻关系也对满蒙上层的血缘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满蒙混血后代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据记载,道光六年(1826),科尔沁部达尔罕王旗下的蒙古王公后裔中,带有满蒙两族血统的公主子孙台吉有两千人;敖汉王旗下的有六百人;土谢图汗旗下的有五百余人;巴林王旗下的有一百七十人。(96)张荣铮等编:《钦定理藩部则例》,第170页。具有皇家血缘,与皇室形成舅舅外甥、外公外孙的姻亲关系的混血子弟,是满蒙两族亲合关系的纽带。长期产生的血缘关系,使蒙古很多贵族与清帝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情,为彰显他们皇家血亲的身份,这些公主的后裔在死后要葬于公主、格格旁。又因“内廷教养”被指为额驸的蒙古子弟中大部分都是公主、格格的子孙,这些子弟血缘上本就与皇室亲近,又由于在宫廷长大,与皇子皇孙共同生活与学习,即使长大后再回到蒙古去,在感情上也与皇家颇深,每逢帝后之丧,这些蒙古额驸都会自请服孝百日。康熙帝去世时,端敏公主之子和硕额驸罗卜藏衮布亲王为首的蒙古札萨克王公们,因感念康熙帝对他们的恩情,都在梓宫前“哀嚎躃踊”。(97)《清世宗实录》卷五,第32页。很多额驸从小与皇子一同学习,他们之间关系亲如兄弟,在长大以后,会请求与皇子一起出征,翁牛特王仓津在对阵准噶尔部时主动请缨道:“我理当效力,非因自命不凡而欲前往,但愿作皇子阿哥之跟役、朋友,不离左右,跟随驱使,以尽我心。”(98)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67页。血缘纽带使满蒙两个民族界限开始模糊,成为“一家亲”关系,顺治皇帝对蒙古王公说:“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99)《清史稿》卷五一八《藩部一》,第47册,第14322页。
还有一种非指婚现象,它是指满蒙双方贵族自愿缔结婚姻,而未经皇上或者太后指婚。不管入关前还是入关后,这种现象一直都存在。在清王朝统治不稳固,渴望拉拢更多蒙古额驸,而宗室适龄女子人数又少时,这种非指婚的婚姻多半会受到统治者的惩罚。但是康熙年间近支宗室女性人数逐渐增多,因此乾隆三年(1738)明确规定指婚范围仅仅在近支宗室,其余宗室除非有特殊情况才会被指婚。之后,远支宗室出现了很多非指婚而自愿将女儿嫁入蒙古的满蒙通婚现象。这种现象在嘉庆到清末时期出现最多,这一时期出嫁给蒙古的126名皇家格格中,皇帝或太后指婚仅14名,其余112名格格均为宗室王公之家自愿出嫁,或者说是蒙古王公自行聘嫁。满族宗室王公所娶40余名蒙女中,也主要是自行结亲。(100)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第586页。这其中物质层面的原因是,京城八旗子弟生计困难,而外藩蒙古王公家大业大,选择距离京城比较近的喀喇沁蒙古和科尔沁蒙古结姻更是一个好选择。这也反映出蒙古地区文明发展有了一定水平,满蒙民族间隔阂基本消失,民族来往交流变得很平常,是满蒙联姻的隐形作用的体现。
(五)满蒙联姻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首先它是我国形成划时代的大一统局面的重要时期,汉、满、蒙等各个民族,都统一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之中。(101)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第305页。其次,历经千百年的民族融合演变之历史此时大体结束,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正式形成。(102)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08页。这一重要阶段的产生,与清王朝的一系列统一战争和民族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对比明清对待蒙古政策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清朝的联姻方式加深了与蒙古的关系,造就了北方和平稳定的局面,正如王钟翰先生所指出的:清朝统治者“将满、蒙联成一体,休戚相关使整个北方不再发生对抗、分裂的局面。就这一点来说,清王朝在对待蒙古人的办法上是成功的,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客观上对巩固祖国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是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的”。(103)王钟翰:《试论理藩院与蒙古》,《清史研究集》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179页。也正如康熙帝所说:“边外诸处各蒙古等,在明代时屡侵边境,即伊各蒙古内亦互相战斗,不得宁谧。太宗文皇帝统驭以来,各蒙古皆安静矣。如朕所见,三十年来,各蒙古俱获安全,极其恬息。”(104)《清圣祖实录》卷一四,第574页。稳定和平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蒙古地区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联姻作为一种增进感情的政策,有时它因为不够强硬,被视作妥协,但是它产生的彼此间的亲近感是其他方式做不到的。它以一种缓慢渗透的方式,通过双方在政治利益上的捆绑、心理上的接近、血缘上的交融,使蒙古王公产生与清王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与使命感,修复了后金与周边蒙古部落的关系,成为清王朝经济援助蒙古地区的理由,同时架起增进双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它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边疆民族与中央政权更加牢固地维系起来。(105)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长期的通婚让满蒙混血后代成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这就促使蒙古各部落对清王朝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他们主动跟随满族南下战胜明朝,心甘情愿为清王朝戍守边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沙俄一直觊觎我国国土的历史背景下,不能忽视这种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在血缘和感情上的维系,对当时清朝巩固多民族国家和守护疆域完整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满蒙联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联姻的过程就是双方民族成员互相流动的过程,皇帝会去蒙地看望联姻公主和额驸,蒙古王公贵族也会来京朝贡和学习,除了上层人员,联姻的陪嫁人员、商队等也在互通,所以始终是一个你来我往的状态,后期汉族成员也加入其中,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并创造了新的文化。随着联姻公主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工匠,为蒙古地区带去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促使蒙古草原逐渐改变了单一的游牧生活,逐渐形成了农业与牧业并重地区,摆脱了生产资料难以自给自足的局面,并进一步产生工商业,改变草原人民传统生活方式。时至今日,那些以“公主陵”命名的地区,仍努力挖掘和亲文化资源,发展当地的旅游、民俗等文化产业,(106)马晓丽、杨亚蓉:《古代墓葬与和亲文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满蒙联姻有它的局限性,它只是鼓励满蒙上层联姻,而不涵盖满蒙下层人民,对于蒙汉人民通婚有时严厉禁止,但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环境下,满蒙联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它的局限性,促进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双方的民族差异性减少、共同性增多,从而有益于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107)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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