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提出的新的重要概念，其中的“精神文明”对应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文化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文化强国”这一重要内容。［2］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唯一以“中华文化”命名的最高级别教育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在加强文化认同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未来，中华文化学院可在助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进行更深入探索。
文化强国建设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在近年来的历次重要会议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强化。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文化强国”概念，并具体提出四大任务，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和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3］
党的十八大报告单列“文化强国”专题，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并对上述四大任务进一步加以确认。［4］由此，“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发展对于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价值，高屋建瓴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由此，文化强国建设被赋予“增强文化自信”这一重要目标，其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重大调整。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这一概念由此实现从“小文化”到“大文化”的根本性转变。所谓“小文化”，就是“文化工作者从事的、可以被外化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是文化部所管的“文化”，而“大文化”不仅涵盖“小文化”的内容，还集中升华到价值观层面，成为渗透和贯穿于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中的文化，这实质上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6］由此，文化强国建设获得“灵魂”，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精气神”。
在此基础上，文化强国建设逐步走向深入和具体。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是能够“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7］。这实际上宣告我们要在政道和治道层面，创造性地接续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赋予根本性的政治意义，将其纳入悠久深沉的历史坐标之中。十九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8］，丰富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涵。在五中全会召开前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四个重要”对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作了精辟概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9］这段重要论述，是我们理解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维度。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把“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包含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内。这是自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来，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并且，“文化强国”处在这段表述最靠前的位置，足见其分量之重。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还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了详细阐述，指明了文化强国建设的路线图。［10］由此，文化强国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对于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理论界已经有较多的阐述和讨论。要充分而根本地理解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需要将其纳入两个“大变局”中去考察。
（一）文化强国建设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文明在“大一统”传统的保障下，在历史上取得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对当时的中华文明而言，“文化自信”本不成问题。但是，16世纪以降，西方文明凭借“大分裂”格局下逼出来的“契约精神”，通过有效保护个体的创造力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推动和保障海外殖民活动获得广阔的原材料产地和市场空间。于是，依靠工业化和市场化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加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提供的高度组织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西方获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显著比较优势。几百年的此消彼长后，中西文明一旦正面交手，前者便陷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是先进的西方工商业文明对中华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原本“大一统”的中国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中国人民也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1］。为救亡图存，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洋务派从器物层面进行过努力，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等从制度上进行诸多尝试，孙中山等革命派甚至开始向当时新兴的苏俄学习。但是，囿于各自局限，这些努力终归失败，不断遭受来自西方的“先生打学生”的困局。最终，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伟大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共把“一盘散沙”的民众转变为实现充分整合的“人民”，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维护和重建了“大一统”的格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自主。尽管前三十年在探索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工业化仍然取得巨大成就，为后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宝贵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自信”逐渐成为问题。近代以后西方文明以压倒性优势进入中国，使中国人逐渐丧失文化自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涤除旧文化糟粕、重塑国民性方面厥功至伟，但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没有及时“救出孔夫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更是让传统文化处境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出蓬勃向上的革命文化，在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不过，后来革命文化中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一面，不利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家整体上处于封闭状态，“自信”倒不成问题。这种“自信”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当时的革命文化，而不是饱受批判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和西方在民众日常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给国人造成直观的落差感和失落感。而随着政治话语的解构，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对知识界和全社会都构成极大影响。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很多人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黄色的大陆文明，则对我们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构成根本性阻碍。在这种思路下，多数人对于自身文化自然是批判的，甚至演化为一种“文化自卑”。尽管这种极端的思路后来部分地被得以消解——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反差得以迅速缩小，但文化自卑的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自卑”的一端是在人们心理上处于低位的中华文明，另一端则是处于心理高位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自身，在面对中华文明时也常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并且，面对具有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国，西方发达国家长期进行“文化渗透”，试图在根本上消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进而对冲中国经济发展、实力增强后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可能冲击。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渗透，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文化安全。这可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在新的现实条件下的呈现。
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文明先后从器物、制度和文化层面学习西方，以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中国成立至今，大致经历了政治立国、经济富国、文化强国三个阶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之道——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近代以后因西方“降维打击”而逐渐失落的中华文明，要在实现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足的基础上，用文化上的强盛找回这个文明曾经的自信、尊严和影响力，从而回归这个体量巨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彻底扭转“西风压倒东风”的文明颓势。这是所谓“复兴”的重要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强国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最终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
（二）文化强国建设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世界的全局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13］在这个总体判断之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面对“大变局”的重要作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是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科学概括，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反转”和“超越”。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开始成为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源和传播源，延续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时代”已经演变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并举并重的新时代。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治人”、发展中国家“治于人”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向。尤其是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完善和一些转轨国家在制度上的不断探索，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也呈现日益多元的格局。［15］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在中西文明此长彼消的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因势乘便，积极作为，不仅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且实现“为世界谋大同”这一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建成文化强国，就是对这一课题的重要回答。只有建成文化强国，恢复文化自信，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才能够、也才有资格为整个世界作出更大的文明贡献，才能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找到重归安宁的定海神针。
在“大文化”观念下，“文化自信”成为对全党全社会各项工作的整体性要求，而不是局限于文化工作领域，不是仅对文化工作者和文化部门的要求。同样，文化强国建设的主体，也绝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化部门。中华文化学院虽然隶属于统战系统，但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责无旁贷。1997年，为适应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文化的需要，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加挂“中华文化学院”牌子，成为唯一一所以“中华文化”命名的中央级教育机构，此后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纷纷跟进，在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和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学院的地位、职能定位也不断作出调整。201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专门辟出一章阐述“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工作”。《条例》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经批准可以加挂中华文化学院和地方中华文化学院牌子，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16］这不仅为各级中华文化学院的成立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文化学院的职能范围——从此前侧重港澳台海外统战领域，转变为对统战各领域的全覆盖。近年来，中华文化学院在教学、研究和对外交流活动中充分注重中华文化，实际上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进行了独特探索。放眼未来，相信获得全新定位的中华文化学院，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贯彻落实《条例》的具体要求，在丰富的实践中继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
（一）以“两个相结合”为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17］。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的理解是前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从“一个相结合”发展到“两个相结合”。事实上，早在2017年十八届中央纪委向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18］。这个表述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在语气上还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两个相结合”重要论断已经不是一种描述或总结，而是对未来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总体性实践要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
从历史实践上看，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文明所遭受的整体性危机，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才实现了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更始重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格局，而且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得以更新和重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恢复了一个古老文明应有的文明自信心和自豪感。从理论角度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与20世纪各种学术思潮和流派的相争、相融中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和文化主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兴起和创建的历史，同时也是它在现当代中国前途和道路选择中确立自身主导和引领地位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奠定它在近现代中国新“道统”地位的历史。［19］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锋、吸收、融合的过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激活和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如果深入思考，会发现“两个相结合”其实是内在一致的。因为“中国化”中的“中国”，并不仅仅是当下14亿多人组成的现实共同体，还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对于这个高度重视历史书写、拥有数千年几乎不间断编年史的国度而言，历史从来不是过往陈迹。那些往昔岁月留下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依然深刻地塑造着现实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具体实际”不可分割的构成性要素——就像巍巍冰山下庞大的基底，就像参天树木下繁杂的根系。
基于上述原因，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以“两个相结合”为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学院与中华文化学院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前者指向马克思主义，后者指向中华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谓名正言顺。近年来，学院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社院之魂”，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性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点，以学科建设为抓手，构建“四个自信”学理体系，打造共识教育核心课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中华文化学院可围绕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比如，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0］，“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21］。比如，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契合点，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到实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时论”“无用论”以及“以儒代马论”等错误论调，有必要组织力量予以坚决批判，澄清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二）以文化认同达成政治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利用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等舆论工具以及信息技术压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和推销西方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它们把自身地域性价值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视之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念，试图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由于在话语体系中占据着“普世价值”高地，美西方长期俨然以“救世主”自居，呈现出道德上的优越感，但究其一系列行径实质，不过是一种以“文化渗透”为主要手段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目的是侵蚀和摧毁其他非西方文化，进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美西方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面对不同于自身的社会主义中国，美西方敌对势力长期采取“和平演变”战略，而文化渗透更是重要手段。美国主张“将70%的力气用于攻心战”，要对中国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尤其是面对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提升，一些美西方国家基于西方文明的“零和博弈”思维，更是感到巨大压力，于是加紧向中国输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试图搅乱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进而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告：“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22］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面对美西方加紧“分化”和“西化”中国的图谋，我们必须强化自身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才能维护和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社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23］。这从根本上指明了社院抓的就是“共识教育”。《条例》强调构建“政治共识教育”“文化认同教育”“能力素质培养”有机结合的教学布局［24］。近年来，中华文化学院一方面开展以“五史合一”为引领的政治共识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开展以“十个讲清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认同教育。二者一纵一横，相互配合，搭建起政治共识教育和文化认同教育的立体体系。该课程体系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传统，突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逻辑，最终达成“以文化认同增进政治共识”的教学目的，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功效。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中华文化学院还可进一步对课程体系予以优化和细化，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是个人层面的第一个价值要求；
在社会主义学院的院训中，“爱国”是第一项内容。《条例》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学院的宗旨，规定学院应当“面向民族、宗教界等人士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培训，进行文化引领，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25］。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华文化学院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这需要充分发掘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通过中华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比如，可立足中华文化“尚和合”的传统，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讲清楚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延续性的内生性动力，讲清楚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最终讲清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26］。
（三）加强对各领域统战成员的人文和道德教育，发挥其引领和带动作用，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但是，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物质先行等法则，也打开了自私自利、一切为己的功利化闸门，使得自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纵欲主义等思想观念大行其道。当此之际，原有的单一道德权威崩塌，不足以为人们提供充分的道德行为依据。当私欲如洪水奔涌，而原有的闸门不足以有效阻挡，新的闸门一时间未能建好，道德失范的问题就越发严重。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顾道德，违背良心，不择手段地滥用现代科技制造假冒伪劣。整个社会也弥漫着功利化氛围。曾经一度，官员腐败、学术造假、地沟油泛滥等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让人们普遍地陷入不安全感。网络时代舆情的迅速发酵，也会放大一些负面事件的影响，在公众心中造成戾气和怨气。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诚信缺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存在一个思想误区，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相互矛盾。实际上，市场经济不能离开道德。写作《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诚然，资本追逐利润，个人也有追求私利的一面，市场经济表面上似乎排斥道德。但是，市场经济要想获得长久发展必须依靠道德，否则市场经济会因诚信缺失产生超出整个社会承载能力的交易成本，从而让自身变得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市场化使得公民的“公德”在“需求侧”变得愈发重要，另一方面“公德”在“供给侧”却没能跟上——“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之间的批斗揭发，破坏了此前基于传统习俗的人伦关系，而基于革命文化的道德在市场化的初期又遭遇被解构的危机。公德缺失的结果，就是各种道德失范现象的频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想获得长期良性发展，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变得至关重要。
统战成员尤其是党外干部联系着各个方面和领域的人民群众，提升他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有助于发挥其在道德上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各个方面和领域带动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在新的征程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27］。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注重为各领域统战成员讲授中华人文精神，尤其是讲清楚中华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特点，既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又批判消费主义，注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性。而“领导干部政德修养与治国理政”“中华传统经典与领导干部人文素养”“民主党派的廉政建设与政德修养”等课程，则注重对党外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尤其是政德教育。未来，中华文化学院可以进一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发掘中华文化的道德基因，进一步加大对统战成员尤其是党外干部的道德教育力度，使其更好地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凝聚文化界代表人士力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作出贡献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将全副精力投入物质生活的改善之中，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整体上处于自我压制状态。然而，“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8］，物质生活一旦得到基本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便立即凸显出来。因为人性中除有满足感性欲望的一面，还有自我精神提升和价值实现的需求。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离不开物质的基础，但也包含精神文化的要素。事实上，也只有基于文化上的充实，人民才能展开对“美好生活”的丰富想象。在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如果人们还是习惯于追逐利益的心理惯性，就会突然丧失生活目标，整个社会也因此出现思想空虚、价值观虚无等精神危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人文教化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宗旨，解决好文化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通过不断创造出优秀的文化成果，增强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的获得感。近年来，中华文化学院组织了书法、国画、中医、诗词、演艺等多个文化领域代表人士的培训，向他们讲授“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29］的重要要求，为确保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作出了贡献。
为了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找到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31］《条例》指出：“社会主义学院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深刻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创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持。”［32］近年来，中华文化学院集中力量组织“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系列活动”，先后组织传统服饰专场、古琴专场、武当太极专场、诗词专场、雅乐专场、茶道专场、话剧专场、中医专场、京剧专场、古建筑专场、故宫文化专场、中医传承创新发展专场、国乐专场、传统相声专场等十余场活动。这些活动大多坚持讲座和展演相结合方式，让学员在理性思考之外，还能通过直观、感性方式，现场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成为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受到学员普遍欢迎，获得媒体广泛报道。未来，中华文化学院还可以探索更加多样化的中华文化传播形态，尤其是结合传播方式网络化、受众年轻化的特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
（五）助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出贡献
放眼世界，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势必改变旧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注定要遭到来自美西方的围追堵截。近年来，美西方所谓“帝国论”“锐实力”等妖魔化的宣传，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如果任由这些言论蛊惑人心，势必影响国际舆论环境，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推进。因此，我们必须以基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积极回应意识形态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当前全人类都面临经济断层、社会撕裂、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民粹抬头、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共同挑战，面临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对全人类在生存安全层面构成整体性威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面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团结而不是制造隔阂、推进合作而不是挑起冲突，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世界各国人民。”［33］西方文明以个体为本位，强调权利伦理，民族国家格局又具有各自为政、各利其利的局限。而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深具天下关怀，追求六合同风、四海一家，能够为达成全球层面的公共性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4］
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为才能有位，只有为人类文明作出实实在在的更大贡献，才能切实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2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意见》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规划》，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具体要求。《条例》规定：“社会主义学院应当打造海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助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作用。”［35］近年来，中华文化学院主动作为，对中西文明比较、中西政党制度比较、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点热点难点甚至敏感点展开集中攻关，研发“中西文明比较”系列核心课程，取得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学院接待美国、泰国、南苏丹等国政府高层或民间团体来院参访交流，开设相关课程为其讲授中华文化和中国政党制度。学院还成立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与院外、海外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学术项目，组织中外学者召开“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和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高层次、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广邀海外友好知名政要和学者到学院开设讲坛，取得强烈的社会反响。未来，随着疫情的好转，除持续推进上述项目外，中华文化学院还可以进一步推进一些项目，如加强与海外有密切联系的相关机构合作，紧密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主题，通过外派教师“送课出国”、组织中西方对话类学术会议等形式，切实推进海外统战工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出更大贡献。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处在“古今中西”的巨大张力中。面对因“西”（西方文明）的挑战而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明）再也不能固守“古”（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学习“西”（西方文明），经历痛苦的转型，才能获得“今”（现代化）。但是，历史实践证明，学习西方不等于西方化，而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以国家形态传承至今的悠久文明，中华文明通过学习“在西方的反西方，在资本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考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健身姿，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易时移，曾经被视为“封建落后”的“古”（中国传统文化），在历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一气打通，在“今”中获得蓬勃生机。事实上，这种动态的、绵长的“生长”能力，正是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36］的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面对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孔子通过高扬仁道，孟子通过力主“性善”，为中华文明奠定价值准星；
面对佛教带来的虚无主义倾向，南宋朱熹通过高扬“天理”，明代王阳明通过提出“良知”，坚守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更始重生。中华文化并不是静止、僵化的存在，而是在一次次应对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才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放眼历史，文明此消彼长，亦属常道。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层面之所以出现诸多危机和挑战，根源在于主导当今世界的、个体本位的西方文明——虽然其曾经因强调个体自由而有助于民主和科学，但今天却日益陷入“分”与“争”的泥潭，难以为世界供给“和”与“合”等公共物品。经济层面以追逐个人私利为底色的资本主义，政治层面以维护资本利益为取向的党争民主，国际层面以各自为政、各利其利为基调的民族国家格局，从根本上导致无法达成更高层次、全球层面的公共秩序（当前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人类公共健康危机中，中西文明不同的应对策略及其效果，更是极其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文明为促成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却无力进一步为全人类和谐相处、团结一致提供思想支撑。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37］而新时代的“中”（中华文化），以“马”（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传统，历经“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动实践，并学习“西”（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民主等方面的优点，既融汇“古今中西”之“长”又超越“古今中西”之“别”，遂日益呈现出蓬勃包容之气象。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对内对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当代世界总体上仍以民族国家格局为主导，对于谋求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而言，中华文化具有文化认同和精神家园的重大意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支撑；
另一方面，对于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的当今世界而言，急需全球治理层面的公共物品，而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华文明天下理念与和合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与实践，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案。于是，近代以来受尽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一方面需要在西方面前挺直腰杆、恢复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公民道德素质，实现民族复兴；
另一方面还要超越爱恨、以德报怨，承担一个文明型大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沉担当。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文化强国建设，面对的是两个“大变局”——不仅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题”，也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题”；
指向的是两个“共同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为民族谋复兴”，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为世界谋大同”。并且，第一个“共同体”是对第一个“大变局”的回答，第二个“共同体”是对第二个“大变局”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像某些西方大国所担心的那样，要走以往大国崛起、谋求霸权的老路，更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而是要为人类各个文明寻求一条和谐共生的新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具有根本上的文明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尤其是面对“后疫情时代”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种意义和特征必将得到进一步呈现和凸显。正如汤因比多年前所预料的那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38］“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39］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华文化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拥有的“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金字招牌，日益呈现出厚重的分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大文化”观，面对两个“大变局”，围绕两个“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学院具体如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文不过抛砖引玉，期待学者同仁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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