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源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终极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具体化和进行时，更是自古以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和基本理想。“共同富裕，说到底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1]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桃花源记》和《礼记·礼运》都具体而生动地向人们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映射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迈上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就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通往“大同”社会的新时代康庄大道。实现共同富裕，其言也简，其行也艰。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笔者认为，没有共同富裕的理论，就不会有共同富裕的运动。本文将从理论层面梳理共同富裕内涵的逻辑关系，期冀为共同富裕之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理论思考。
坚持政府对经济的统领地位和市场自主发展的经济规律相统一，在动态发展中把控好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起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光靠政府，是无法实现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的。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更加全面灵活地调动社会各生产要素发挥最大效力。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以一往无前昂扬的姿态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转变并不影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样的定位提示着我国应该一如既往地毫不动摇地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核心任务，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抓生产，抓发展，抓物质财富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2]95因此，在大力巩固支持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党和国家更要毫不动摇地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更好、更快、更强发展，让市场规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发挥作用，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一切有助于财富增长和积累的因素充分涌流。同时，进一步构建有效市场，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对财富创造和初次分配的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共同富裕，就要正确认识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差距是进一步激励效率提高的合理因素[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成就以及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一百万亿，铁的事实都充分表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强国之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得知，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然而何为价值规律呢？就是指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整个社会的平均生产水平和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决定的。商品在市场交换中也是遵守着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的规定性的逻辑。这就导致下面的问题：虽然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但是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劳动者身上，每个人由于先天身体的原因，知识的储备，成长的环境各不相同等种种因素导致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参差不齐，生产效率的不同将导致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对等，继而便导致市场自发成因下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换言之也就是贫富差距形成的不可抗拒的市场因素。由此可以看到，市场在价值规律的“自由发挥”下，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总和和生产力的大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必然地会产生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在竞争博弈中发生的贫富分化的现象。鉴于此，在新的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权威，政府作为 “看得见的手”可以时刻提防资本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现象的发生，经济发展健康有序时政府只是起着辅助作用，稳坐中军帐，一旦出现市场紊乱，经济发展有所弊病时，政府便果断出手，通过财政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无可替代的制度性规范性作用。要毫不动摇、意志坚定地坚持政府统领下的宏观调节与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市场自主发展相统一以保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创造更多更大财富的同时，更好的彰显政府稳向护航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表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同时实践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同样的，认识的终极目的也并不是仅仅为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即理性认识，而是将更高层次的理性认识用于指导实践，从而取得更好的现实效果、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理论探寻和实践深化的辩证统一方可取得最后的成功。只有共同富裕的理论，没有共同富裕的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便成为空头支票、空中楼阁和幻想中的“理想国”；
同理，只有共同富裕的实践而没有共同富裕的理论，实践势必会变得盲目且低效，进而陷入形而上学的迷阵，稍有不慎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影响，因为“理论是行动的先导”[4]，故而，唯有坚持辩证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坚持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稳中向好地践行共同富裕实践，在实践深化的基础上务实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理论，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扎实迈进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大线索、长过程、大战略，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的坚定信仰、必胜信念和实践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创性贡献。”[5]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辩证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和阶段。第一阶段，对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三大改造期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要实现共同富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毛泽东指出：“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6]437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从1954年起，我国在实践中开始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下最优化地快速创造积累物质财富。在1955年年底，毛泽东还专门会见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并亲自给他们做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6]495第二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重新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7]155在南方谈话后，进一步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详尽阐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无论是市场还是计划，都只是调控经济的手段，并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依据。至此，中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后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欣欣向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满足，共同富裕之路大大向前迈进一步。第三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时郑重强调：“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8]13完成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后，党带领人民在积极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向共同富裕的更高阶段迈进，即吃饱肚子的基础上富足脑袋，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9]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在“十三五”收官之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际，中国不仅实现了全民小康，郑重向世界宣布全面脱贫，而且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百万亿元人名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一万美元的突破，中国稳稳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生产生活环境极大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喜悦感极大提升，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10]的理想追求。中国坚持在科学共同富裕理论的指导下，动员全体人民投身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人民坚信只有共同创造才能共同分享，只有共同奋斗才能共同富裕。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根本。”[11]9所以要坚持理论探寻与实践深化相统一以确保共同富裕在实践深化中实现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更好地指导共同富裕实践迈上新台阶，现如今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要求大踏步奔跑在共同富裕之路。
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显然离不开制度规范和保障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中国是最近四十年来发展最快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解决了十四亿人口穿衣吃饭真脱贫，并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的国家。换言之，中国不仅凭借一己之力消除了占全球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国家的贫困现状，而且速度之快、效果之佳也是世所罕见。缘何如此，根本原因只能归结于中国有实现共同富裕的优良制度基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拥有党领导一切的根本领导制度。翻开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会清晰发现，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共同富裕取得喜人成果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12]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才可以避免西方多党制轮流坐庄，推诿扯皮，人民不齐心，办事效率低的现象，而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各种资源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向发力，社会各方主体拥有主心骨，利益更好协调，机动性联动性自然更强。从党史视角出发，考察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现耕者有其田制度，换言之就是让农民都能拥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快速累积，同时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社会制度条件。改革开放后，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并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全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共同富裕物质准备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保证了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财富的充分涌流，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提供就业机会，改善民生状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逻辑宰制下，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和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最重要的，通过制度确保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顺利实施高效运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保证了最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拥有更加真实的参与感、更加实在的获得感，更加溢于言表的喜悦感。
制度保障为共同富裕之路保驾护航，但是无论多么完善的制度也难以完全顾及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况，因此把道德引领作为共同富裕之路上的重要补充显得尤为重要。首次分配体现的是效率，再分配中体现的是公平，二者都可以用制度来规范和保证，第三次分配则靠道德引领、道德感化、道德浸润，利用文化熏陶、环境刺激、习惯养成等隐性影响来培育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无私奉献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让他们完全出于自觉自愿通过收入转移、捐款、做慈善、义工、志愿者行动等来实现社会财富即资源和服务的无偿让渡，补齐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无法顾及、难以顾及的分配短板，更好的帮助政府和社会保障无法估计或者估计不到的弱势群体，从而彰显道德的磅礴力量、民间大爱与共享理念，实现物质满足之后的情感升华和精神富足。动态坚持制度规范和道德引导相统一，以使初次分配中市场创造财富的动力、再分配中政府调节财富的能力和第三次分配中道德浸润下的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磅礴合力为共同富裕赋能，最后形成制度保障和道德引领的双引擎系统和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协同发力的共同富裕实践格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1年5月20日印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深刻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和执政信度的重大政治问题。《意见》全文从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规定了打造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总要求，实质性目标便是以浙江省为试验田，通过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手段和策略，力图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办法、政策、举措，继而像推广“特区经验”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成功经验。共产党人做事情历来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然要有章法和策略。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有着多方面的考究的。首先，浙江省作为长江三角洲成员省份，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明显，但是和首都北京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相比，浙江省的体量相对较小，可以避免超大城市由于巨大的体量和超强的资源而不可避免地掩盖了一些薄弱环节的弊端，因此也更加具备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条件；
其次，浙江省生产总值目前已经达到7.1万亿人民币，居全国第四，但是由于浙江省产业分布较均匀，不存在像东莞那样的产业过于集中的现象，而且形成“一村一镇一产业引领全球一品类”的产业格局，从而避免了选择的特殊化，使共同富裕示范区定位在浙江省更具普遍性；
最后，浙江省人口达到6 540多万，完全可以达到中等国家人口数量水平，在这里建成共同富裕示范区更利于总结经验，并将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使其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意义，以利于将来向全国推广。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2]同理，浙江省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也不是为了浙江省一省独富，所谓独富不如众富。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要[13]。建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发展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共同富裕试水探路。故而，要同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一样，首先的策略也是先办特区，总结经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全面开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实践路线的生动诠释。对于建立的共同富裕示范区，还要配套评价体系和示范推广机制，加快推动构建“五位一体”多视角评价共同富裕成效的体制机制，坚持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的评价方法，坚持信度和效度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及时、真实地向人民反应示范区建设工作成效，切实反映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认可度。及时总结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建立健全推广机制，实现探索一批，成熟一批，推广一批高效运行，充分发挥好示范区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坚持重点示范与全面推广相统一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契机，探索更多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策略、方针、政策、办法、模式进而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农村共富、东中西部共富、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富的立体式全方位综合性的共同富裕格局。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夙愿，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但是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正确认识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协调推进二者向纵深发展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坚持人民群众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崇高价值理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就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只有认真改造和提升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中才能深入地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和协调发展，进而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世界的富足充盈，也需要精神花园的明媚灿烂。马克思在提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时，明确谈到“精神富有”的基本要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14]192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精神富有”一词。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411在这里可以明晰地看到，在恩格斯眼中，未来社会将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强大生产力的支持下，社会物质和财富得到巨大发展和积累，不仅如此，人的精神境界同步发展，精神生活极大充盈和提高，实现从此岸向彼岸的飞跃。这里所说的就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绝佳注脚。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6]356这段话中列宁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框架内，社会的财富生产与分配才能够科学地进行，从而实现所有劳动者都过上最美好和幸福的生活，这种美好和幸福生活必然包含着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双重指标，因为列宁继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分地满足人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首先需要的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作为基础，并以此为消灭旧制度和旧式分工提供制度保障，不断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提升全民精神境界。总之，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的崇高价值理想，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就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全面发展就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丰盈，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发展阶段，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相统一必然是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和本质要求。
坚持人民群众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相统一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永恒不变的奋斗初衷，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物质生后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懈探索持续努力。毛泽东提出要“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7]348。经历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的洗礼，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只有切实提高两者的水平，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优势。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明确要求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8]367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因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是精神文明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由此他得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也就无法实现共产党人构想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梦想。江泽民多次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19]621。由此可见党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晰，只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共同富裕实践的不断深入，胡锦涛明确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0]38，他认为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才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由此做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通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反作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使得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都蓬勃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显著提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奋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实现中国梦，是几代中国人民的夙愿，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进言之，实现中国梦是人民群众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习近平认为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21]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富裕相统一，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既“富口袋”，也“富脑袋”，确保我们党设定的共同富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新时代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具体化与再展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期盼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2]，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明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共同富裕是蕴含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价值目标[23]。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只要我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听党话跟党走，全国同心，全民同向，坚持政府统领和市场自主发展相统一，以保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的彰显政府稳向护航的功能；
坚持理论探寻与实践深化相统一，以确保共同富裕在实践深化中实现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中更好地指导共同富裕实践迈上新台阶；
坚持制度规范和道德引导相统一，以使初次分配中市场创造财富的动力、再分配中政府调节财富的能力和第三次分配中道德浸润下的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磅礴合力为共同富裕赋能；
坚持重点示范和全面推广相统一，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契机，探索更多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策略、模式进而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农村共富、东中西部共富、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共富的立体式全方位综合性的共同富裕格局；
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相统一，真正实现与我国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喜悦感、幸福感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双管齐下并驾齐驱的共同富裕之路。只要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用饱满的热情和实干的双手朝着共同富裕伟大目标加足马力前进，就一定能够驶向共同富裕的彼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