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德 史 楠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049）
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正式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明确提出：“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等教育的振兴，做强文科教育推动高教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新文科建设刻不容缓”[1]。区别于传统文科的发展路径，“新文科”战略更加重视打造契合时代需求、体现学科交叉和突破学科壁垒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科体系[2]，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和坚定文化自信。长期以来，出版专业作为文科类别的重要分支，也肩负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3]的历史重任。而“新文科”战略的提出及其倡导的“融合发展”理念[4]，更为出版专业的未来发展和实践转向提供了指引。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云集，地处中西方地域交汇、少数民族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交融地带，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发展的起点区域，对西部地区出版专业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系统梳理和考察分析，在全国亦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
囿于地理位置、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人才分布等因素，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发展相比中东部地区相对滞后，但随着“新文科”政策、《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布局，以及数字阅读、全媒体出版、IP衍生运营等新技术样态[5]，对于出版专业的跨区域重新洗牌的持续助推，如今的西部出版专业正面临着加速追赶、超越的全新发展契机，新时代、新战略下的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实践走向，也必将是助力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文科体系有效建构的重要环节。
因此，全面考察当前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发展现状与表征，深入剖析制约“新文科”战略在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有效落地的具体痛点与难点，同时针对性地提出真正契合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现实和出版专业发展特点、特色鲜明、目标明晰的详尽实践路径，对助力“新文科”战略在西部地区的全面有效落实、助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1 学位点分布零散，发展势头迟缓
根据教育部2022年2月印发《关于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以及对西部地区各高校招生信息网的信息统计，发现目前西部地区开设出版相关专业且处招生状态的只有9所高校，包括数字出版专业5所（桂林学院、重庆财经学院、四川传媒学院、西安欧亚学院、兰州文理学院）以及编辑出版学专业4所（云南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就专业设置体量而言，仅占西部高校总量的2.6%，相较于东部地区22所和中部地区的17所，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学位点整体偏少；
西部出版专业学位点分布也较为零散和不均衡：9所院校中有三分之二都集中在陕西、重庆、四川等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区域，而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民族特色显著的地区及高校则鲜有开设出版相关专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优秀民族文化和优良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彰显力度。
相比之下，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多数高水平院校普遍开设有出版相关专业，发展势头迅猛，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教育部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2017—2021年间，广西民族大学、昆明文理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青海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安欧亚学院7所西部院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学位点被撤销，同时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的数字出版专业也相继停止招生，使得本不“富裕”的西部出版专业发展势头受到沉重打击。究其原因，除了科教资源分配难以平衡等外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部分高校内部关于出版专业的架构设计先天不足，后期又忽视了专业的内涵建设和特色优势发挥。这都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整体发展态势。
1.2 地缘特征显著，民族特色突出
作为中西方地域交汇、少数民族文化与东方中原文化的交融地带，我国西部地区涵盖有蒙、藏、回、傣、维吾尔等多个民族区域，地缘特征十分显著，而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培育人才的重要使命，更担负着多元民族文化出版传播和优秀民族精神彰显弘扬的重要职责。因此，如何将西部民族地区的优质地缘特色同“新文科”战略在出版专业的具体实践中进行有机结合，培养地缘特征显著、民族特色突出、专业知识过硬的特色编辑出版人才，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很多高校出版专业的实践转向。
云南民族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就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利用了当地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民族人才资源，同时结合出版专业的发展实际，纷纷开设了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编辑出版专业，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云南民族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隶属民族文化学院，实行的是“专业+语言”培养模式，面向通过世居少数民族语言口试且“双通”汉语和某类民族语言（如纳西族、藏族、傈僳族、西双版纳傣族、哈尼族、德宏傣族、景颇族等）的生源群体进行专业招生，在课程设置上除了编辑出版专业科目，还加入不少有关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方面的通识类课程，极大地满足了少数民族出版行业及相关机构的特殊人才需求；
内蒙古大学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则是依托蒙古学学院，坚持“培养从事蒙汉编辑与出版工作的优秀应用型人才”为核心育人目标，进行蒙古语课程专题教授，民族特色十分突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十分强劲。
1.3 教学资源完善，学习氛围良好
从纸媒到融媒再到智媒，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改变，用户市场也在不断细分，有声阅读、知识付费等知识获取的新技术形式不断革新，对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之要求也更为精准和严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部地区很多高校的出版专业都在尽可能地整合与丰富相关教学资源，持续性地完善相关教学实验设备和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力图最大程度地实现出版专业同现代技术发展的最新要求[6]，以及业界市场急切需求之间的高度契合。
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四川传媒学院以及西安欧亚学院等高校针对出版专业的强实践性特点，打造了“西部多语种文化资源智慧出版重点实验室”“数字传媒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川传云·融合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和“交互与文化创意中心”等一系列优质实验设施，有力推动了教学实践资源的丰富完善；
另一方面，四川传媒学院、漓江学院等高校通过大量市场调研还重点进行了课程结构的优化，改良了《数字产品故事叙事》《数字出版技术》等一系列实训课程的授课方式、方法，重点关注学生对于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的数字出版营销转向、编辑出版学界业界的前沿动态以及新型行业技术操作流程等核心内容的把握与适应能力。目前西部地区开设出版专业的部分高等院校，相关的软、硬件教学资源相对完善，学习氛围积极浓厚，其人才培养成效和市场反馈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1.4 课程设置模块化，考查方式单调
调研西部地区目前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发现，“课程设置的模块化呈现”是大多数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的主要考量因素。出版专业的教学、科研活动往往具有较强的实操性，对理论的实践运用能力要求也较高，很多西部高校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常常是根据编辑出版行业的标准化生产的全流程，逐一进行环节拆解并形成固定模块，再针对不同模块的实操内容和理论要点，进行针对性的课程模块化设计。相关课程模块也会根据业界技术、生产流程的动态发展进行及时更新，进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充分专业实践能力。但与此同时，一味紧跟行业发展的高频率、动态化更新的模块设计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出版专业课程内容的设计难度以及不同课程之间衔接的流畅性。
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门类，出版学的专业知识考查形式应该更加多元丰富，但当下西部地区开设出版相关专业的院校，大部分仍然沿袭传统文科“偏理论性的学位论文写作”这一过于单一的考查形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很难体现学生关于出版专业相关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也不利于“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西安欧亚学院“数字出版专业”关于获取学位的前提考核要求，就采用了理论研究或作品实践两种形式进行，既可以针对出版专业的某一理论问题用论文形式进行分析探讨，也可以针对出版专业的某一现实问题具体开展一项实践活动，并产出一份诸如电子杂志出版、数字动画制作、交互读物生产以及电子绘本作品展示等多样态的现实作品，且必须完整体现和展示相关的专业知识运用、设计理念呈现、市场调研开展、用户画像整理、成品传播成效等完整真实的全部流程，并辅以业界专家打分评价。这种高度灵活、贴近社会实践和行业场景的考核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更能体现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以致用”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从毕业到工作“角色”的流畅转变，在学界和业界受到高度肯定。
2.1 培养方案趋同，培养层次偏低
培养方案是明确教学方向的指挥棒、是引领专业发展的导航图，攸关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成效。梳理相关数据发现，当前西部地区开设出版专业的9所高校，既有各种综合性大学，也有以艺术类、师范类、财经类和政法类学科见长的特色型大学，但其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在内容设定上却基本大同小异，“复合型”“应用型”成为极为普遍的描绘人才培养目标的“高频词汇”，“出版学基础知识+行业前沿技术+英语”是大多数院校表述课程设置逻辑架构的“固定搭配”，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院校属性、责任定位以及专业特色彰显度并不明显。“新文科”战略最大的特点之一即是大文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属性显著[7]，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其地缘特征、学科特色、民族特点、发展理念等各有差异，责任与定位也并不相同，因此在出版专业上如果仍然采用相似的培养方案，很难区分不同院校的使命与愿景，更无法彰显学校的独特优势，不利于出版专业专业性、综合性以及特色化多元人才的产出。
另外从培养层次来看：在本科层面，西部9所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中4所为民办院校，国家级一流出版专业建设点只有一所（陕西师范大学）；
在硕士研究生层面，西部仅5所院校拥有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点；
尚未有西部高校取得出版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整体而言，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出版专业还未形成“本—硕—博”一体化的贯通式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的层次相对较低，高层次人才产出相对较少。专业院校及培养层次的整体偏低，不仅影响高质量、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产出，长远来看将成为阻碍当地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出版行业持续发展的掣肘，甚至形成恶性循环，出现专业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更加失衡的潜在风险。
2.2 课程体系失调，学科属性淡化
课程体系建设是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有效落实的关键环节，统揽西部地区开设出版专业院校的课程体系方案发现，很多高校的出版专业在改革实践中，存在着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比例失调，学科定位与专业特色淡化的问题。一方面，随着文理交叉融合的持续深入和智媒体应用快速发展的技术现实，很多西部院校在出版专业持续加入了大量前沿技术课程的开设比重，在课时量有限的情况下，甚至不惜刨除专业基础理论改为晦涩难懂的市场软件的使用方法教授，理论实践课程系统的比例失衡，不利于学生专业基础的构建巩固。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的出版学科尚未形成一级学科，大多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是在新闻传播学科下开展课程教学；
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西部高校往往在大三才具体开设《出版学原理》《编辑学原理》《数字出版概论》等少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出版理论课程，大一、大二阶段主要是新闻传播学相关的通识类课程讲授。固然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在历史发展和工作实践中密切关联，但两个学科在很多层面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出版强专业属性的课程如果介入过晚、纯出版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滞后甚至缺失等，很容易造成出版专业的属性定位和专业特色的淡化，模糊学生对出版专业知识的有效认知，不利于西部地区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学科、行业发展。
另一方面，在“新文科”战略“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要求下，西部地区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也开始进行学科交叉实践的具体尝试，但大多浮于表面，仅停留在简单地增设几门其他学科的课程层面，并未在理论内容、研究方法和实操性层面开展实质性深层交叉、改革，由此导致不仅没有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反而带来了诸如课程安排碎片化、不同课程衔接不畅、课程内容与专业关联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增加学生学业压力的同时，也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2.3 师资结构单一，人才政策刻板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在“新文科”战略的全面落实过程中更是如此，优秀、强大的师资力量是专业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基石，也是大学最为强劲的核心竞争力[8]，出版专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同时掌握出版理论知识，又熟悉行业前沿技术实践的高层次、双能型师资队伍[9]。当前，西部院校出版专业的专职教师团队大多不超过10人、规模普遍偏小，教师学历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专业背景偏于新闻传播、广告设计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师资结构较为单一，管理学、计算机等理工交叉背景的综合性师资力量更是缺乏。甚至由于教师体量、财政规划、资源配置等因素，4所民办院校的出版专业不得不与其他高校“共用师资”：兼职教师的增多不仅难以保证精力时间的全身心投入、影响教学力量，更是出现个别专家顾问只在学科评估时以及招生宣传的“师资介绍”中现身，却不参与院校任何实际的专业建设和教学实践等“奇葩”现象。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部分高校出版专业的人才引进政策较为刻板，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帽子、轻经验的现象。一些院校尽管重金引进了多位高学历专业教师，基础理论扎实、科研能力突出，但相关的出版行业实践经验却较为缺乏，容易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教授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实际的情况。因年龄、职称、“帽子”等方面的硬性政策要求，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却很难在课堂上“言传身教”、持续发挥余热，不利于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持续储备和潜力挖掘。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设置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加大对出版专业高层次、富经验人才队伍“内培外引”的引进力度，已成为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师资队伍结构优化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2.4 专业影响羸弱，就业通道不畅
当前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普遍面临着学科影响力有限、发展后劲不足的现实困境。究其主因，一是西部地区出版的专业性高水平人才相对较少。高水平人才的体量和质量往往与专业声誉、教研水准、行业资源以及专业社会影响力等密切相关。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出版专业在人才待遇、地缘吸引力以及资源配备等方面稍显薄弱，零星、间断的人才引入，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西部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庞大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反噬着专业的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
二是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招生规模和生源质量有限。以西部9所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为例，统计发现2022年的出版专业招生计划仅有350人，远低于相似就业方向的网络与新媒体和新闻学专业，招生数量偏低必然会影响到出版专业对优质生源的报考吸纳和产出培养。同时，许多家长和考生对出版专业还保持着“就是文字校对和文字编辑”的刻板印象，认为出版专业学习内容枯燥无味、就业方向狭窄传统，与世俗化的市场评价标准相悖。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招生体量与质量的不足，自然会对专业影响力的提升产生一定负面作用。
就业通道不畅是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发展的又一痛点。公开信息显示，作为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实力较为强劲的两所院校，2021年陕西师范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初次就业率仅为59.26%，西北政法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就业率也只有65.38%。对比中东部地区相关专业的就业情况，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如此严峻，固然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整体就业环境疲软直接关联，更深层次原因是除了人才培养水准的区域差异外，西部地区的出版产业整体发展相对滞缓，为本区域毕业生提供的优质就业资源和渠道十分有限。《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新闻出版业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前6位的省份，全部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仅有四川省进入前10位；
与此同时，个别出版企业和相关机构“轻专业导向、重知识涉猎”的宽泛招聘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版专业的专业学习与就业岗位的低匹配现状，比如部分地区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招聘图书编辑时，甚至更愿意招聘教育学而非出版专业背景的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西部地区出版专业毕业生就业渠道的不畅。
3.1 更新培养理念，打造出版专业西部样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0]，而“新文科”战略也着重强调了深耕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因此西部出版专业具有弘扬多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责任，应摒弃“等、靠、仿”的传统发展思维，建设、更新和创新西部特色化的培养理念，制定区别于东、中部的特色培养方案，在全国出版学科建设中发挥其独特作用。首先，西部地区出版专业需全面结合西部地区汇集众多少数民族的现实背景，以及出版专业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性，确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论贯穿到全部教学活动中的培养方案，为西部地区出版后备力量塑造良好的价值观。其次，把握好“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带来的有利契机，发挥地理位置优秀性，统筹西部出版“走出去”与“引进来”，助力西部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对外的阐释、传播。在借助西部地区文化传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底蕴的高度相似性拓宽学生培养渠道的同时，强化与沿线国家之间合作办学、人员往来、学术分享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交流[11]。最后，确立高质量、个性化的培养理念。西部地区出版专业要进一步深化培养理念的特色性和标志性，从各校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培养目标的导向性与可操作性。分析智媒等现代技术和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发展的交集，打造契合新文科发展要求和地方现实需求，服务西部、面向全国、前沿一流的出版专业改革提升的“西部样板”。
3.2 优化课程结构，突出西部特色培养方式
为实现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长远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新文科”战略的指导下，结合区域发展境况和高校特色优势，切实强化在课程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创新、明晰专业定位以及凸显专业特色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改革与创新力度，才能真正打造具有西部特色的出版专业体系的目标。一方面，进一步深挖和利用西部地区天然的地缘优势以及民族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及时、有效地根据市场需求开展课程内容更新，形成一整套契合当地现实情境的民族特色化、跨学科的课程培养体系。以西夏文化、边塞文化、藏文化等为重点方向，在民族出版、主题出版的基础上营造西部出版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删繁就简，重构专业交叉课程理念，构建多元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删改多余、整合相似、新增特色的路径，搭建以出版为主体架构、“出版+”为延伸脉络的课程体系。打破以往专业交叉就是“十项全能”的错误观念，不同类型的高校要“因校制宜”，树立符合自身实际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云南民族大学就结合自身优势、特色，对出版学人才培养明确提出了“具有较强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受到双语编辑出版方面的基本训练”的具体要求，特色十分鲜明，毕业生也受到了业界市场的普遍认可与欢迎。这也为“新文科”战略在出版专业的模范样本建立以及在西部地区的优秀经验推广奠定了有力基础。
3.3 补齐人才短板，建设西部人才交流示范区
推动西部地区出版专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人才优势。然而西部出版专业正面临着师资匮乏、双师型人才短缺的现实困境，为补齐西部地区出版专业人才短板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要以乡愁为动力。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可通过线上宣传、线下推介会的途径，来展现西部环境变化以及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前景优势。激发源自于西部高层次人才的思乡情绪，邀请“游子”回归家乡、扎根西部，共同建设西部地区出版专业。二要以政策为保障。西部高校可结合《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和《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等政策，及时出台并完善人才引进办法；
为出版专业特设“西部振兴人才岗”，整合“柔性”引进策略与“破五唯”评价标准，为高层次人才落根西部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最后，要以服务为优势。人才不仅要“引回来”，还要“留得住”。为避免“孔雀东南飞”现象的发生，西部高校应打造人才引进一站式服务平台，便捷引入流程，减少形式主义办事流程；
在政府部门指导下，建立人才交流服务示范区。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促进西部地区出版专业高质量人才建设。
3.4 明确多元责任，强化西部区域内联动协作
办学资源不足、专业影响力羸弱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发展的瓶颈，需政府、行业、高校三方协力合作，多措并举，贯通政产学研用。首先，政府部门可在招生名额等相关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出版专业适度政策倾斜，壮大西部出版后备力量。科研管理部门可采取扩增西部出版专业相关课题数量，加大西部出版专业立项力度等措施来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研究。2022年7月24日召开的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明确指出“要以共建工作为抓手，进一步建强出版学科，为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12]。对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建设而言，需要不断强化省委宣传部、出版机构以及高校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共同成立西部出版研究院或搭建智库，提升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品牌认知度。如四川大学与四川省委宣传部共建成立出版学院，不仅借助四川大学多学科交叉优势还充分发挥了四川省出版的优势资源，携手着力打造一流出版学科。其次，西部出版业要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物联网、云技术、数字印刷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速度，为西部地区出版专业建设提供优质环境。西部出版业要进一步加强与西部高校的校企合作，开展联合培养或定向委培，解决行业招工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出版专业的就业压力。最后，西部地区出版专业要积极形成专业联盟，鼓励更多高水平院校开设出版专业。2020年12月，由西安交通大学牵头的西部医学教育联盟成立，此举为西部医学教育高质量的快速发展增添了助推剂。西部地区出版专业也可效仿，以西部不同地区的高水平院校为支点，形成集群式发展，不仅便于校际交流，还可实现跨地区、跨省市的资源共享，共同助力西部地区出版专业人才培养。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13]。《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也对“建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做出论述，再次指出高校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西部出版专业要牢牢抓住新文科建设机遇，坚定意识形态属性，打造特色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为建设文化强国、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提供坚实后盾。
注 释
[1]新文科建设宣言[EB/OL].[2020-11-03].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011/t20201103_ 2029763.shtml
[2]罗永平.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编辑思维转型及实践进路[J].科技与出版，2022（5）：70-74
[3]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N].中国文化报，2022-10-19（1）
[4]黄先蓉，李若男.新文科背景下出版学科建设的理路与进路[J].中国出版，2022（7）：12-17
[5]陈洁，吴申伦.顺应知识与阅读需求的兴与变：新中国编辑出版学70年（1949-2019）[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6（12）：21-34+126
[6]李明德，王含阳，张敏，杨琳.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能力培养的目标、困境与出路[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2）：123-130
[7]马骁，李雪，孙晓东.新文科建设：瓶颈问题与破解之策[J].中国大学教学，2021（Z1）：21-25+34
[8]眭依凡.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成效之基础[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3）：3
[9]白寅.新文科视野下数字出版专业的设置逻辑及其内涵建设[J].出版科学，2021，29（2）：89-98
[10]（二十大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EB/OL].[2022年10月1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10/16/c_1129067252.htm
[11]王嘉毅，麦艳航.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机遇、挑战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9（12）：49-53
[12]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京召开[N].光明日报，2022-07-27（3）
[13]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2021-12-31].https：//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1029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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