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萍 刘 薇
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强化对中小微企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为企业减负纾困，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优化税制结构、加大税收等的调节力度，均表明中国政府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始终重视企业层面的风险化解和高质量发展。强化减税降费对风险化解支持的关键，是减税降费对市场主体风险承担能力的有效提升。风险承担是市场主体面对不确定性时所表现出的风险应对和规避能力，是市场主体长期的重要战略。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投资者适宜的风险承担是维护市场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Smith et al.,1988)；
企业适宜的风险承担既能增加研发投资、加快资本积累，提高投资回报率、提升价值 (Boubakri et al.,2013)，也能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John et al.,2008)。
然而，关于减税与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国外60余年的研究成果显示两者关系并不确定(正相关、负无关或无关)，两者关系受到诸多条件、因素的影响。国内研究发现营改增与企业所得税优惠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我国的减税降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企业税(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深入、准确分析减税降费的风险承担效应，需要全面把握减税影响风险承担的机制、路径。基于此，本文从投资者和企业两个视角的文献梳理着手，聚焦于减税对风险承担的具体影响、条件及机制，以期为减税降费对风险化解的支持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撑，也为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的有效发挥以及减税降费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参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显示风险投资决策受到税收制度的影响，研究者从投资者视角，展开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框架
(一)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产生正面影响
Domar和Musgrave(1944)开创性地从投资者视角提出，风险承担与投资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投资损失可以完全抵扣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承担，即减税与风险承担正相关。正相关的观点建立在以下假设之上：(1)投资者拥有确定金额的投资资金；
(2)投资可被无限分割；
(3)在完美的投资市场中，投资者忽视自己决策对收益的影响；
(4)投资者预期与总税收不受税收征管与政府支出的影响；
(5)投资者拥有两种投资(现金和风险资产)；
(6)投资者效用为收益与风险的函数。他们指出，风险是概率加权的预期损失，收益为风险补偿，即扣除货币成本的投资收益，当投资者的收益(损失)边际效应递增(减)时，政府征收所得税会减少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投资收益下降比率取决于税率与税收敏感性，税收敏感性为预期总损失与预期总收入的比率，较高所得税的征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承担，投资者持有较低的风险投资；
如果投资损失在应纳税收入中可以完全抵扣，政府则与投资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投资者的效用随收入增加而提高，进而增加风险投资。减税提升了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进而影响资产市场的平衡。
所得税减税与投资者风险承担正相关的观点得到了Lintner(1956)、Tobin(1958)、Richter(1960)、Mossin(1968)等经济学者的支持。Lintner(1956)引入借款利息，考察了风险资产低于自有资产总额限定条件下税收对风险的正向影响。Tobin(1958)提出当无风险资产的报酬率为0、存在多种风险资产时，投资者如果拥有货币资金，他会持有某一固定比率的风险资产，其比率独立于他可支配财富的规模与效用。Richter(1960)认为在借款、资产不按比率分配条件下，所得税(总额税)与投资者的风险资产正相关。Mossin(1968)认为损失可抵扣所得税产生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替代效应会鼓励厌恶风险的投资者增加风险承担活动。Stiglitz(1969)利用效用函数推出全额损失抵消的所得税与风险承担正相关的条件为：(1)无风险资产报酬率为0；
(2)绝对风险规避恒定或增加；
(3)绝对风险规避下降且相对风险规避增加或不变。Finn(1977)在Stiglitz(1969)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果投资者风险规避效用递增，在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正收益或者投资者被允许抵扣应税收入的条件下，所得税边际税率下调会增加投资者对风险投资的需求。
显然，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正面影响建立在有效的资本市场、均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理性的经济人等条件基础之上。有效市场下，无风险资产报酬率极低(趋于0)，存在多种风险资产；
均衡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下，有为政府保证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微观主体的公平竞争、群体福利的增加以及预期目标的实现；
理性经济人能够根据宏微观环境的变化、风险偏好及预期作出理性的经济行为。由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我国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减税降费，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大举措。
(二)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产生不确定影响
所得税与投资者风险承担正相关观点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比例所得税方面，Näslund(1968)利用机会约束规划分析了两种以上风险资产投资得出，当必要报酬与(可抵扣)税额总和小于0时，比例所得税与风险承担负相关；
当总和为0时，两者不相关；
损失抵扣所得税优惠制度提升了投资者的风险承担，原因为政府承担了其损失产生的风险，投资者更关注盈利。Stiglitz(1969)认为当无风险资产报酬率不为0，相对风险规避下降时，所得税与风险承担负相关；
当无风险资产报酬率为负及投资者相对风险规避递减时，所得税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不确定的。Feldstein(1969)进一步强调比例所得税与风险承担正相关建立在一系列限制性和不现实的条件上，如果风险承担概念突破投资组合、投资者效用函数，在考虑总消费的条件下，两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在不考虑主观概率分布、投资者效用函数限定为二次曲线条件时，比例所得税与风险承担正相关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如果投资者享有不变弹性效用函数，或者不考虑投资者的主观概率分布，比例所得税与风险承担无关。Ahsan (1974)提出随着投资者绝对风险规避的递增，提升了所得税与风险承担关系的模糊性。Hartman(1978)认为无通货膨胀条件下，所得税率提高会使个人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政府可通过税收调整投资在风险资本间的分配(Kanbur,1981)。Bamberg和Richter(1984)提出在部分损失可以抵扣的条件下，比率税率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累进所得税方面，Fellingham和Wolfson(1978)通过研究资本市场均衡中比例所得税与累进所得税对不同风险敏感性投资者的资本资产需求的影响发现：累进所得税促使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
风险中立投资者会持有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规避风险的投资者面对累进税会减少风险资产需求，面对比例税会增加持有风险投资的意愿；
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显示累进所得税会增加投资者的风险规避，而比例所得税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规避。Schneider(1980)强调在考虑税法和会计惯例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效用函数不确定，仅根据相对风险偏好不能推导出累进所得税对于风险承担的具体影响；
特别是在预期效用为理性且投资决策受到指导的情况下，所得税与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关系更加不确定，累进所得税减少风险投资需求的观点是不成立的。King和Wallin(1990)利用实验法模拟了某经济制度下所得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风险规避的投资者面临比例所得税时将会比在无税情况下选择更多风险投资；
缴纳累进所得税时，风险资产投资最少。
资本所得税方面，Schneider(1980)首先呼吁政府为促进投资与风险承担而采取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的主张是错误。Sandmo(1989)认为，在风险规避期望效用最大化下，税收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适用于多风险资产模型，风险资产组合中不存在税收替代效应，定性响应模式独立于无风险资产，解释资本所得税对风险承担的激励效应必须谨慎。Weisbach(2004)强调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的调整来应对税收对投资收益的影响，适宜的税率差异并未带来无谓损失，差异化所得税不影响风险承担。Hlouskova和Tsigaris(2012)利用预期效用理论把资本所得税与风险承担关系扩展到对企业风险、公共风险和总风险影响的分析，当风险资产收益服从二项分布，损失厌恶的投资者不会选择无限的财务杠杆，税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投资者设定的比较标准，当标准为初始财富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纳税申报后的总额时，资本所得税的增加不会刺激风险承担；
在亏损完全抵消的情况下，资本所得税减少的投资者私人部门的风险与增加的公共部门风险相抵消，资本利得税不影响风险承担。当投资者与其他人投资的无风险资产所获取的税后总收益进行比较时，抵扣的所得税会增加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风险。Hlouskova等(2014)利用前景理论指出，风险资产收益服从连续分布时，投资者设定比较标准的异质性对资本所得税与风险承担(企业风险)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
养老金税收方面，Katarzyna(2013)指出养老金税收TEE(应税供款、免税累积和免税退出制度)对投资者风险承担表现为税收中性，而EET(免税缴款、应税提取)影响风险承担；
不同特点的税收制度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者风险态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见，税制特点的异质性、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预期效应、决策参考的差异性、税收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特色性，使得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与新冠感染疫情的新情况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为取得减税降费的重大成效，不仅需要关注税制改革、微观主体现状以及制度环境的优化，还需要加强税收与投资者风险关系研究的方法、技术的创新。当前用适当理论模型方法精准地把握不同情境下减税降费与投资者风险承担关系，是提升减税降费微观效应的理论前提。
(一)个人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1.关键变量的衡量：个人税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
(1)对个人税减税的衡量。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变化作为代理变量。例如，使用美国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差异率来计量高管所得税的减税，因为97%的管理层的工资处于最高纳税级别，税率通常采用最高税收等级中个人收入的综合边际税率计算(Taylor et al.,2017)。第二种方法是先利用1997年和2003年美国减税法案以及州长期资本利得税边际税率的变化，确定减税虚拟变量，用减税虚拟变量与减税前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交乘项来衡量减税(Yost,2018)。第三种方法是采用个人税负是否变动(分组虚拟变量)与税法修订实施(政策冲击虚拟变量)交乘项DID(Ehrlich &Radulescu,2017)。
(2)企业风险承担的衡量。Kaldor(1958)质疑Domar和Musgrave(1944)提出的税收与风险承担关系时指出，风险承担包括收益风险和资本风险，此后学者主要沿着以上两个视角进行计量。一是资本风险衡量标准，包括风险投资、财务杠杆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风险投资常用研发费用度量，因为企业高管能够直接控制研发费用，研发费用比基金的其他用途风险更大，既不受企业的应计选择(如折旧、坏账支出等)的影响，也不受公共信息披露、资本市场交易活动的影响，成为风险投资的理想代理变量(Bhagat &Welch,1995;Kothari et al.,2002)。此外，企业风险增加通常意味着杠杆增加，营运资本减少(Coles et al.,2006；
Cassell et al.,2012)。资本支出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反映了企业风险的不确定性(栗晓云等,2019)，因此，财务杠杆、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自然对数也常被用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二是收益风险衡量标准。采用收益波动率表示，例如，企业收益(如每股收益、每股利润的波动率、市场收益波动率、超额收益的波动率)；
采用风险投资收益(股票收益率、资产收益率、剩余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通常用经过行业—年份平均调整的三(五)年期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
或者采用本年及后三年期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与资产的比值的标准差(Albertus et al.,2018)来表示。现有关于个人税减税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个人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框架
2.个人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影响
从高管个人所得税视角，Schanbel和Roumi(1990)发现高管(非中层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影响企业的风险决策，高管所适用的税率与其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正相关关系。Armstrong等(2019)利用美国经验证据也得出较高的高管所得税促使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Yost(2018)基于1997年和2003年美国减税实践发现，经理人持股越多，其资本利得税的负担越大，高税收负担阻碍了经理人抛售股票,经理人过度暴露于公司特定的风险中，进而降低经理人风险决策意愿，公司的风险承担会减少，经理人的个人税负通过降低经理人对公司层面风险的偏好而对公司风险承担产生影响。Ehrlich和Radulescu(2017)研究了2009年底英国实施的高管奖金税对金融业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奖金税使董事的净现金奖金减少40%，但伴随着其他形式薪酬的增加，企业风险水平不受影响，保持不变。Armstrong等(2019)提出美国经理人的所得税与企业风险承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单位风险回报率较高的企业以及边际风险相对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Saez等(2019)发现瑞典工人工资税减税没有影响工人税后工资，却影响了企业的资本和利润。Mertens和Ravn(2019)则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发现个人所得税对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3.个人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
(1)激励补偿机制。当高管所得税税率变化时，一方面，高管会改变企业的风险决策，税收对风险承担产生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董事会或经理人会根据税收变化调整薪酬方案和股权持有量，从而，税收间接影响风险承担。薪酬合同与管理层股权持股变化是管理者激励补偿机制发挥作用的直接证据。税收通过直接减少经理人风险厌恶与风险投资间的负效应，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程度在大幅减税的情形下更为显著。
(2)资产定价机制。个人资本利得税借助预期未来出售股份面临的高税负而减少资产需求(资本化效应)，也通过税收收益阻止升值股份销售而减少资产供给(锁定效应)。
企业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减税降费的重要议题。个人所得税(员工所得税，特别是高管工资税、资本利得税)是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因素；
其影响渠道是薪酬与股权的激励补偿以及资产定价机制。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税制特点的样本，采用不同方法来测度企业风险承担与个人所得税减税变量，得出关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2018年我国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进行了简并所得项目、提高费用扣除、调整税率结构等改革。如何科学度量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成效，探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优化策略，是摆在理论实务界的一个重要议题。
(二)企业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1.企业税减税变量的衡量
现有文献主要从所得税、营改增、整体税负等方面研究企业税减税的风险承担效应。(1)企业所得税减税计量方法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特别是企业边际所得税税率变化，通常采用公司总部所在州或国家的法定公司税税率的变化作为代理变量(Heider &Ljungqvist,2015;Ljungqvist et al.,2017;Langenmayr &Lester,2018)；
或者采用五年期企业有效税率标准差(Guenther et al.,2017)作为代理变量。第二种方法是采用企业税收法规的变更(虚拟变量)，如损失抵扣税收规则的法定变更来衡量。第三种方法是采用税收法规修订实施(虚拟变量)与法规修订是否执行的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乘项(DID)来衡量。第四种方法是采用企业所得税税负，用(递延所得税调整)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表示(杨旭东等,2021)。(2)营改增变量的计量方法是采用营改增试点企业与营改增实施的交乘项DID(栗晓云等,2019)来表示。(3)企业整体税负是采用有效平均税率，如周晨和赵秀云(2021)提出的企业有效税率来计量。现有企业税减税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企业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框架
2.企业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影响研究
企业整体风险与企业税率波动相关(Guenther et al.,2017)。(1)从企业销售税视角，Shibata(1969)最先提出销售税的征收促使实体资本从低风险企业转移至高风险企业。(2)从企业所得税视角，Mintz(1981)提出，假设在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递减、资本投资过程中允许股权融资的条件下，削减企业所得税会减少企业风险承担，如果政府仅对风险征税，损失全额抵扣的所得税才能激励企业风险投资。基于美国各州企业所得税税率变化数据，Ljungqvist等(2017)研究发现，政府分享了公司收益，但不分享损失带来的风险，企业风险承担对所得税的敏感具有不对称性：政府增税时，企业会缩短经营周期、开展商业化研发项目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
政府减税时，由于债权人对风险承担的限制，高财务杠杆企业的风险承担不变，而低财务杠杆企业提高了风险承担；
损失补偿规则允许企业与政府分担部分下行风险，降低了企业对税收的敏感性，减弱了风险承担与税收的负相关关系。Sreesing(2018)通过七国集团上市公司并购事件，验证了所得税对预期使用损失抵扣的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正效应，对未使用损失抵扣的企业则具有微弱的负效应，税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对未来损失恢复的预期及损失抵扣的利用程度。(3)从税制差异方面，Albertus等(2019)利用1998～2015年美国跨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由于美国所得税税率高于其他国家，企业采用转移定价策略，其风险承担与国外的税率负相关；
Fatica等(2020)研究发现欧洲债转股税收通过跨国银行对资产风险战略配置产生溢出效应。(4)从增值税方面，栗晓云等(2019)研究发现中国的营改增政策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5)从整体平均税负(有效税率)视角，周晨和赵秀云(2021)研究发现中国减税有效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
3.企业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
(1)转让定价机制。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分公司所在国的较低税率，通过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税收节省来选择风险更大的项目，从而提升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公司未来股价的上涨(Albertus et al.,2019)。(2)要素成本和现金流机制。营改增的抵扣机制从总体上降低了各行业的要素成本，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栗晓云等,2019)；
减税增加了企业内源性融资，推动产品革新和技术进步，进而提高风险承担(杨旭东等,2021)。损失可以抵扣的所得税优惠措施使企业在投资高风险项目时把部分风险转嫁给了政府，影响了企业风险投资项目的决策。(3)融资约束机制。周晨和赵秀云(2021)指出融资约束在减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国内外环境息息相关，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等活动受到国内外双重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国际减税的大背景下，减税降费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国外减税实践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削减以及国内外税率差异，一方面，借助企业的成本、融资、现金流等路径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
另一方面，企业税减税政策被管理层充分有效利用后，企业风险承担会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依据国内外局势、国家战略以及各微观主体现状，构筑精准的减税降费策略体系，加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学习，切实推动减税降费措施的落地生根，提高企业税收敏感性和韧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乃为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文献述评
1.研究成果丰硕，观点相异，方法多样，两者具体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分布严重不对称，减税与风险承担变量的度量方法呈多样化，两者度量的科学性以及关系的判断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对税收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给予了较好的解释。从文献分布看，国外对减税与风险承担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在外文数据库以Tax和Risk Taking为文献题目的关键词，共显示有97篇。其中，SSCI收录40篇，分布在AmericanEconomicReview、theAccountingReview、NationalTaxJournal等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献超过25%，减税影响风险承担的研究框架初步形成。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以“减税+风险承担”关键词为题目的文献共3篇：栗晓云等(2019)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杨旭东等(2021)、周晨和赵秀云(2021)利用所得税税负和有效税率相继检验了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我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减税政策实施多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素材，相比国外相关研究，国内文献尚少，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存在条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减税降费、个人税与风险承担的研究尚处于空白。
减税与风险承担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呈现多样化，理论与实证研究对该范畴的界定不一致。一方面，相比税率变动与DID交乘项作为减税变量的代理变量，用平均税负衡量减税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内生性，因为平均税负与公司特征相关，且受到税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反映的是税负与风险承担的关系，非减税与风险承担的关系；
由于减税、增税的风险承担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用税负与风险承担关系来推导减税与风险承担关系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相比研发投资、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自然对数与财务杠杆作为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而言，收益的波动率能够反映企业(个人)面对损失不确定性(风险)的承受能力，得到更多学者的广泛应用。利用财务杠杆、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自然对数度量风险承担，对所得出的减税与风险承担的具体关系要区别对待，科学地度量减税与风险承担变量是准确识别两者关系的关键和前提，值得学界关注、重视和突破。
2.已有研究在条件、假设、路径方面存在局限，理论架构与机制研究不足
不同视角下减税与风险承担关系研究的侧重点(条件、假设、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减税影响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较为零散、理论架构不够严谨。从研究基础看，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建立在经济学效应函数和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则建立在大数据经验研究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从研究情景看，投资者风险承担文献基于税收与偏好等的系列假设，而企业风险承担主要基于各国减税事件的冲击(准自然实验)。从研究方法看，研究者采用规范研究法探究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而采用实证研究法分析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从研究重点看，关于减税对个人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学界侧重于分析作用产生的宏观条件(如税收环境)和微观条件(如投资者特性)，缺乏对作用机制和路径的探究；
关于减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学界较为重视作用路径的研究，如管理层的激励与定价、企业融资约束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等。从研究结论看，关于减税与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减税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观点仍存在分歧。
文献梳理显示(见图1)，投资者视角下减税的风险承担效应受到宏观税收环境与投资者特质及决策行为的影响。关于减税是否影响投资者个人心理、行为等，进而影响其风险承担，文献并未涉及，因此，减税对投资者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路径尚未被揭示。文献梳理(见图2和图3)也显示，减税一方面改变管理层对企业风险的态度、促进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运用，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层的薪酬、股权激励方案及融资约束、无形资产的调整，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间接影响。尽管要素成本、未来预期等路径渠道被学界提及，但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和验证，由此，探寻管理层心理与行为、公司风险价值管理、税收政策有效利用等渠道，以及不同税收环境的调节作用，在今后理论架构以及减税影响风险承担作用机制的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未来展望
1.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借助科学方法，精准探索两者的关系与作用机制
在构建税收与风险承担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优良的减税素材证据，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度量减税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全面深入探索两变量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我们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增强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由此，规范、疏通“政府—税收—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把握税收与风险的关系是关键。尽管现有减税对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存在着研究理论基础薄弱、模型方法简单、机制解释零散、结论不一致等不足，从而没有揭示清楚减税影响风险承担的“黑箱”，不能为政府在经济下行期采取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的减税政策提供有效支撑，有待学界对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突破，构建出系统性理论框架。在坚实的理论依据的指导下，未来研究需以避免、减轻内生性为目的，从世界减税实践中选择纯粹的个人税、企业税等减税的典型素材，从科学的代理变量设定、方法创新、模型构建以及企业实践等方面，细致深入地识别减税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条件。
2.中国情境下的本土研究亟须加强
从当前研究情景、范围和重点看，国外减税与风险承担研究相对成熟，而我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已有研究结论不适应于对不同制度、发展水平国家的税制改革影响风险承担的评估，更不适合中国国情。2016年以来我国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税负、扩大内需、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刘尚希,2019)，优化产业结构(李紫薇和董长贵,2021),提升经济增长方面的效果显著；
然而，企业获得感不强(万广南等,2020)。复杂经济环境下，减税降费的传导机制尚不清晰，持续性实施导致政策效力的不确定性，乃当前减税理论困境(何代欣,2019)。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继续减税降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1)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2020-07-2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前进道路上”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减税是政府与经济主体在经济下行期共同分享收益与风险的机制，故研究我国减税降费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是突破目前减税理论困境最重要的一环。为此，需要基于中国经验实践剖析减税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传导路径，并提出优化策略，成为当前理论界应该关注重点之一。
3.立足国家战略、税制优化及市场主体税收弹性增加，实现减税助力风险承担能力的显著提升
基于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等国家战略，全面把握经济主体面临的宏观风险体系，完善税费支持政策组合，优化税制结构；
推进市场化、治税现代化与财政预算平衡；
提升市场主体的税收政策敏感度和韧性，实现“风险—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减税降费(利益)—发展(风险承担)”链条机制的畅通。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党中央、国务院十年来持续部署实施系列减税降费决策。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极端风险事件频发风险所引致的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市场主体预期，2022年我国开始执行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关注减税降费支持经济主体的风险承担的效力，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关键。文献回顾可知，减税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受到税收制度、税收环境、市场主体(风险偏好、预期与行为)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为实现减税的风险承担效应的理想目标，需要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各就其位，共同推进。一方面，制度完善层面，政府需要把握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体系，基于国际局势与国内低碳转型等战略机遇、风险以及市场主体现状、特点，切实完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制度优惠政策，推进税制结构的优化；
同时，政府需要加快配套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财政预算平衡、市场化改革创新等，优化税收环境。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要精准、有效地利用税费优惠政策，抓住经济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等战略机遇，科学决策，提高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