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黄鑫诚
（新乡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经典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在中国国情下，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现代化三者辩证统一相结合的现代化的特殊性。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多重逻辑理路的梳理与阐释，不仅可以对党和国家过去取得的成就进行经验总结，还可以让思维得以革新、信念得以聚焦、目标得以明确。
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批判，构建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坐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一）形而上学批判：追寻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文明新路的哲学根源
西方文明思想中形态各异的哲学理论体系，始终贯彻着一个精神内核：对形而上学的无限追求。无论是经院哲学中对自然与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神圣形象”（上帝），又或是一切最初的、本源的、普遍意义上的“非神圣形象”（水火土气、实体、理念、精神、资本等），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最高确定性追求”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理论层面的具体显现。由于追求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习惯于将一切具体事物引向某种唯一的、确定的、至高无上的抽象物，人的思维领域形成了“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思想框架。贯穿马克思主义全部经典著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对这种抽象物的批判，是把“具体”从“抽象”的统治和奴役下解救出来的理性思维工具。马克思就是在认识到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及其合目的性与合规定性的人类实践活动构成了全部人类历史，认识到“‘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从而完成了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革命，也就是达成了对形而上学历史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拒斥”。
受形而上学思维传统的影响，西方现代化理论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绝对化、抽象化、神圣化，深度影响并干预后起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方式方法、价值依据和模式选择，从而陷入“文明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市场经济制度、自由民主等思想具有相当的理性因素，后起现代化国家或主动吸收或被动接受。然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文明中的优秀成分总是需要和具体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可能化他国的发展经验为本国的发展优势。西方现代化方式方法上的唯我独尊、发展模式上的定于一尊是造成文明冲突、文化霸权和殖民主义等现代性症结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引下，以历史为解释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开辟了人类文明新路，破除了形而上学（在党的历史上表现为对“苏联模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的迷信盲从）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这正是文明发展观上的历史主义原则和辨证方法论的高度结合。
（二）资本逻辑批判：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导原则的逻辑方法
资本主义世界又以何种存在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导原则呢？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资本与形而上学一道结成“神圣同盟”，实现了“抽象对具体的统治”。资本在人间实行颠倒的、头足倒置的统治，它具有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质和内容的压倒性力量。资本的这种力量与其无限增殖的主体本性有关，即为了增殖自身而把一切都纳入资本强大的同一性逻辑的“暴政”统治下，把现实世界里一切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化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在这里，不是抽象本身的无情，而是抽象的立脚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无情［3］。资本的这种无限增殖的主体本性必然导向与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矛盾，其最终指向必然是经济危机。马克思正是在经济学领域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相结合，对资本逻辑的内涵进行批判性阐释，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从而破除了“资本普遍永恒存在的幻象”。
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融会贯通和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大胆借鉴和利用市场经济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自由市场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充分肯定资本的巨大魔力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狂舞”的自由资本套上脚镣和手铐，既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有效限制了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确定了“劳动逻辑”的社会主义社会主导原则。这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富和理论拓展，是党和人民在经济发展领域提供给全世界的“中国方案”。
（三）人本主义批判：寻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价值指归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传统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反对了“抽象对具体的统治”，破除了“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但马克思的兴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来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打破禁锢自身的藩篱与枷锁，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才是马克思理论视野里的中心点，资本社会批判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一般情况下，“历史进步”的终极尺度被视作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与生产力有关的经济有所增长和社会形态发生变革，就可以说“历史进步了”，而生产力发展是为了什么却总被弃之不顾。按照价值论的解释原则，虽然生产力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基础，但生产力本身却不是历史进步的价值指归，“人”才是历史发展的中心和目的，“人”的自由和解放才是历史进步的终极尺度。“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核心因素；
没有自由的生活，不是美好生活［4］”。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每个人毕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始终高扬自由价值，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全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在他那里，自由被视作“人所固有的东西”［5］167，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5］171。
马克思在论述其社会发展理论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形态论”，指出基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性质上的生产关系是实现人由相应的“依赖”关系通向“真正的自由”并始终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线性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样态下其具体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这一逻辑链条中，生产关系充当了侧重主体性逻辑的国家和侧重客体性逻辑的生产力之间的中介；
也就是说，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率先变革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方式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追赶和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认识并遵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先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谋求经济发展，从而开辟的以“中国特色”为鲜明底色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实现了“自由与依赖”“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历史主题下艰难起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革命运动难分难解，因此，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根据革命史观细分为探索期、试验期、完善期和成熟期。
（一）探索期：从“自强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处于萌芽探索状态，其主题是在体制转换中上下求索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自强运动首先从军事开始，一大批官办的军工企业兴建起来，后期陆续发展到官督商办的、民办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用企业。但自强运动的失败让当时先行者认识到，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于世界主流。于是以康梁为首的仕人阶层推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企求仿效日本推行“君主立宪”，但迅速失败。这两次失败证明了统治阶级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封建帝制容不下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发展。随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是一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并未实际取得政权，试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行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未能成行，军阀割据与社会失序成为阻挠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十月革命”以及俄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仿照俄国模式走上了探索建设“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道路。而“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逐渐向以统制经济与军事集权为特征的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靠拢。此一时期，由于内外控制的放松，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比于同时期的俄国，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势头要弱得多。
（二）试验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这一时期建设现代化的主题为：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1949—1958年，大体上是照搬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斯大林模式——赶超型发展战略。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而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宣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无疑给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以极大的精神鼓励和借鉴资源。中国仿照斯大林模式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高速度、资金积累靠国内的发展方针，这促使国家在经济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科技教育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也造成了高度不平衡的增长。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时，中央已经发现这一模式的弊端，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这些正确观点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一下子被急剧膨胀的“左”倾思想冲垮，新的政治和思想路线迫使经济离开原有的发展轨道。
第二阶段：1958—1976年，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试图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方向下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但事实上是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的小修小补，并从赶超型发展战略转向超前发展战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期间的瞎指挥、浮夸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十年政治动乱，中国国民经济毁坏殆尽，人民生活水平较之十年前不增反降。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虽然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历经模式转换，磕磕绊绊，但也不断生发，“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7］。
（三）完善期：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贯穿这一时期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主题为：构建小康社会。
第一阶段：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过去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总是困难重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始终没有给现代化一个明确定位，以至于总是犯盲从冒进的错误。1979年邓小平给了现代化一个明确的、合乎实际国情的定位：“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8］并直接把“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9］用“小康”概念诠释中国现代化目标，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把中华文化与现代化发展自觉联系起来。围绕小康社会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正确前进，实现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小康社会思想的坚持和完善。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主题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小康社会建设迈上新台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主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小康社会建设进入决胜阶段。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8］。小康社会思想从提出、发展，到坚持、完善，大体上经历四十年时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孕育的“第一颗果实”，随着现代化建设走向更深处，小康社会将更加稳固，小康思想也将更加成熟。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在路上，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启，经济社会发展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将指导新的实践，未来三十年将是完成发展宏愿，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只要党和人民始终保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8］，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指日可待，届时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铺陈和理论建设也将步入它的成熟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格局随着中心任务的调整而被赋予新的内涵要素，表现为行动先导的深入阐释、主体框架的内涵提升和结构要素的结构重组。
（一）行动先导：新发展理念的深入阐释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年后的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总书记的两段论述看似关联不大，实则是围绕同一个大问题的分角度阐释，二者相互佐证、相互贯通。具体来看就是：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构思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离不开创新思维；
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是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基本途径；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世界的互利共赢关系，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所必须坚持的发展方针。
要促进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发挥更大实践引导作用必须做到三点：首先要从根本宗旨上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次要从问题导向上把握新发展阶段，做好面对更多、更复杂发展难题的心理准备；
最后要从忧患意识上把握新发展理念，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二）主体框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涵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框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论内涵”作出深刻论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论内涵”和主体框架之间是目的与路径、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实践的逻辑关系。实现主体框架在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提升，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上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把质量和效率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做大做优做强“数字经济”。在政治建设上，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社会建设上，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落实“双减”政策，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文化建设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构建和创造中华新文化，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努力实现碳排放、碳中和目标，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天蓝、水清、草绿的生存环境。
同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提升，一方面需要重点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极端追求经济利益的独断主义，也不是刻意保持各方面无差别的平均主义，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方面协调统一。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区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1］46，人民福祉是党和国家建设经济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终极价值指归。
（三）结构要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重组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将“三个全面”上升到“四个全面”，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11］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通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入新发展阶段，新的战略目标取代了旧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成为新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转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将迎来问题更复杂、任务更艰难的新局面，这就需要紧紧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首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和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更体现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前行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斗争精神。其次，“全面深化改革”，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营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再次，“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和“全面深化改革”一起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蓄力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总基调，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
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遵循事先制定的理论体系，静待时间流过就会水到渠成的，形势和矛盾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动和发展之中，唯有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1］71，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才能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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