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古代文学文献学建构的典范——评田富军《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

时间:2023-06-25 08:30:02 来源:网友投稿

赵耀锋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田富军教授在《青铜自考》《办苗纪略》之后的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宁夏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成果,该著运用汉学考证学和宋学义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宁夏明清文学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在文献考证方面体现了近年宁夏古代文献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为宁夏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献是抵达以往历史世界的通道,西方批评家萨义德认为 :“东方学,总的来说,是著作本身和引用著作的体系。”[1]萨义德对“东方学”的阐释中包含了重视古代文献的重要思想。在学术史上,宁夏古代文学文献的价值未被充分重视,《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在宁夏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党怀兴先生认为该著“全面整理总结宁夏明清时期的文献,挖掘其价值,服务于当代的文化建设,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2]。利用宁夏古代文学文献建构宁夏古代文学史,前人未曾进行过专题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非常具有学术前瞻性的。

其次,《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是国内较早对宁夏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著作。党怀兴先生评价该著说:“他通过查找宁夏旧地方志,查阅各种工具书及相关文献资料,以搜集著述为主线,进而引出著者,理清著者的生平、家世及著述的基本内容、文献著录、存佚情况等;
他运用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传世著述的馆藏、版本、主要内容、写作特色、价值评判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力争通过对明清宁夏人著述的梳理,找到它们之间的发展脉络,概括出发展特点,总结其中规律性的东西。”[3]王茂福先生评价该著说:“对著述的相关资料,如作者的家世、生平,对作品的存佚、版本、馆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细致的调查、搜集、整理和考索,其翔实程度是颇为值得称赞的。”[4]从上述学者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对宁夏古代文学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因而其在宁夏文学文献学学科建构方面的价值值得重视。

再次,《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对区域文学文献学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在总体布局上“根据宁夏著述家族化明显的特点,安排成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从核心人物切入,串联起对整个家族的论述”。因而“形成了一个纲目分明、主次兼顾的结构布局”[5]。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于作者,举凡姓名、字号、生卒、籍贯、家世、生平、著作、创作分期以及后裔等基本问题,对于作品,举凡内容、分类、特征、影响、地位、版本、收藏等主要方面,都努力依据史料深入查考”[6]。该著在结构上形成了比较严谨的体例,对区域古代文学文献学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

总之,《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对明清宁夏文学文献的收集已臻完备,这为宁夏古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在宁夏古代文学史的阐释中,《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比较重视学术史的梳理。关于胡侍的字,著者列举了历代文献中关于胡侍的“字”的四种记载:第一种是康海《对山集》中记载的“承之”,第二种是《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的“奉之”,第三种是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记载的“侍字奉之,又字承之”,第四种是明凌迪知《万姓统谱》记载的“永之”。[7]通过学术史梳理得出的观点往往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同时,因为学术史梳理涉及明清一流学者的著述,所以通过学术史梳理能够实现宁夏地方文献同整个明清中国学术界主流文献的“预流”,从而将区域文学史的研究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机融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提升宁夏古代文学研究的地位,同时又可以丰富学术界对明清文学的认识。

在宁夏古代文学史的阐释中,《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比较重视以古代著名学者的经典观点作为建立新的阐释的文献依据,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宁夏古代文学的研究始终不偏离学术史的谱系,从而很好地避免了“自我言说”弊端,较好地提升了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该著在宁夏古代文学史的阐释中往往能够征引明清著名学者的评价作为批评的依据。对胡汝砺的评价,著者引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吕柟《兵部尚书胡公行状》、焦竑《兵部尚书胡汝砺传》等著述中的史料作为评价胡汝砺的依据。[8]在研究管律生平事迹时,著者引用明吕柟《襄陵尹胡君墓志铭》、杨一清《关中奏议》等著述中的史料作为考证的依据。[9]通过历代文献的征引,《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学术史知识,使得该著的学术品味得到了提升。

《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也特别重视宁夏古代文学文本的阐释。首先,该著对宁夏古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内容题材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研究。如著者把朱的诗词根据其内容分为写景、写思乡愁绪、写现实中较大事件和反映百姓疾苦几类。[10]在俞益谟文学创作的研究中,著者把俞益谟的文学作品分为诗词和散文两大类,在诗歌研究中,又把俞益谟的诗歌按题材分为写景诗、咏物诗、行军诗、赠答酬唱寿悼诗几类,对每一类诗歌的思想性、情感性及艺术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11]其次,著者还对宁夏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进行了深入挖掘。在分析朱秩炅《灵州社学记》一文的思想性时,著者说:“文章从一个妇女守节义而上升到节义关乎到国家存亡道理,可谓言近而旨远。”[12]这种对作品思想性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其次,著者还对宁夏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提炼。如在分析赵良栋《奏疏存稿》的艺术性时,作者认为该著的艺术性体现为“感情真挚”“分析透辟,逻辑性强”“语言简练”三个方面。[13]这种对作家艺术特色的分析提炼是比较深入细致的。同时,著者还经常将宁夏古代作家同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这体现了著者力图将宁夏古代文学纳入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叙述之中的努力。如对于胡侍文学成就的评价,著者引用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虽于风雅未县合,往往时材骨格殊”作为定评。[14]著者还重视宁夏古代文学作品的文献价值之研究,如著者从版本价值、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三个方面分析了《青铜君传》的文献价值。[15]上述文学作品阐释方式较为契合现代科学的文学批评模式,因而《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完全符合当代文学史撰写的学术规范。

《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也特别重视宁夏古代文学生成的文学环境的研究。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人物史达尔夫人认为地理、气候影响民族性格、社会制度以至文化艺术。[16]该著也非常重视文学生成环境的研究,著者在分析明代宁夏文学思想时说:“宁夏地处边鄙,地理位置特殊,朝廷控制极严……思想观念自然比内地更为传统保守。”[17]“环境研究”增强了宁夏古代文学阐释的深度。

同时,《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也提出了宁夏古代文学史建构的一些重大理论命题。因为宁夏古代著名文士较少,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作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少,作品的传播范围有限,文学创作长期较为沉寂,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宁夏古代文学史面临许多困难,著者对这些问题都进行过深入思考。对于宁夏古代文学的价值,著者反对“地域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余波”[18]的观点,认为地域文学的差别“只是表达效果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所谓意义的本质特征”[19]。这肯定了宁夏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著者也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评价地域文学价值的标准:其一,“鲜明而准确地体现这种(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方能称之为这一地域有代表性的作品,揭示出这种特色的文学史方能称之为好的地域文学史”。其二,“地域文学或著述对该地现实社会生活有很好地反映和记述”,“能抓住这样的文学和著述来进行史的评价的地域文学史也才是好的文学史”。其三,“地域文学能从整体上成为精神世界的承载者、心灵深处的寄托者、价值评判的外化者,就是很好的地域文学”。[20]这些深入的理论思考体现了著者在宁夏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思辨色彩。

首先,在文献收集阶段,《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对宁夏明清两代存有著述的作者已搜罗无遗,而对作品的搜集也已臻完备的程度,即使有遗漏,怕也只会是断简残篇了”[21]。而且,该著重视原始文献的考索,注重从各种文献版本源流关系的考证中得出结论。著者在全面而系统的文献考证基础上,制作了一系列统计表,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明清时期宁夏文人《诗文集简表》和明清时期宁夏文人《其他著述简表》,这些统计表从宏观的角度初步勾勒了宁夏明清文学的发展脉络。另外,在具体文士及其作品的研究中著者也制作了一系列统计表。家族内作家考证方面如《赵良栋后人基本情况表》[22],这个统计表清楚地呈现了赵良栋后人的世次、子女情况、官职履历。作家文集版本考证方面的统计表如《〈青铜自考〉中科院刻本、北大抄本、台湾抄本卷册对照表》[23],该表详细列举了《青铜自考》各种版本在卷数、册数、序跋、作品篇目、作品内容,以及同一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位置等方面的文献差异,这些统计结果是建立在著者翔实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统计表格为宁夏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文献依据。

其次,在文献的考证方面,《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较好的实现了宁夏古代文学文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预流”。一方面,著者以宁夏方志的考证为切入点,通过对明清两代宁夏方志中著录诗文的整理建立了明清时期宁夏文学文献的大体框架。以此为基础,通过宁夏方志对明清士人生平记载的考证,深入挖掘明清士人散篇著作。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著者初步建立了宁夏古代文学文献的基础。另一方面,著者通过明清时期相关书目文献对宁夏士人及其创作著录情况的考证,将宁夏古代文献的研究纳入整个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之中,这种研究理路提升了宁夏古代文献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在胡汝砺研究中,著者对明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焦竑《国朝献徵录》、雷礼《国朝列卿纪》、吕柟《泾野先生文集》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了考证[24],通过胡汝砺生平的考证实现了宁夏明代文学同整个明代文学研究的有效衔接。在考证张嘉谟生平时,著者引用清李希贤《乾隆忻州府志》和清倪涛《历朝书谱》等文献中的史料作为考证的依据。[25]该著通过“互文”结构,将地方文献与整个明清文献相衔接,从而建立了丰富的、立体的宁夏古代文学文献学体系。

再次,著者通过明清时期重要文献书目对宁夏士人及其著作的考证确立了宁夏士人及其著述研究的学术价值。如著者通过《千顷堂书目》考证胡汝砺的籍贯[26],通过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考证张嘉谟的生平[27],通过明朱睦《万卷堂书目》、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考证杨经《嘉靖固原州志》[28]。通过明清时期重要文献书目的考证将宁夏文士的创作纳入整个明清文献体系之中,这种考证方式彰显了宁夏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说:“那遗书的外观虽然穿的是一件旧式的花衣补褂,然而所包含的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29]评价现代学术研究有两个维度:一是系统性,二是科学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也是《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著者对各种文献材料的组织方面,著者把所有文人著述的相关文献材料按照“著者生平、文献流传、版本鉴定、内容分析、艺术探讨、后世影响”[30]这样的结构组织起来,虽然是“将五百多年的省级地域文献研究在一部著作中囊括”[31],涉及时段长、作家多,但是作者以家族为结构单位,在每一家族中依据作家创作成就的高低把相关作家依次排列,这样的组织结构使得本书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系统性强。

在文献考证方法方面,《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建立了文学文献研究的典范。该著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对史料文献的具体考证,这种方法也是最为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如著者对胡侍生平中“寻命复职”一事的考证,通过《明实录》、《明史》、胡侍文集的相关考证,得出胡侍昭狱之后一直在家闲居而“并未复职”的史实。[32]在具体文献考证的过程中,重视历代实录、正史等基础文献的学术价值;
同时,注重各种文献记载之间相互关系的解读。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考证功底往往影响研究的结果,史料考证显示出了著者扎实的文献学功底。

在文献研究中重视“二重证据法”的运用。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取得极高成就,就是因为他较早在研究中运用了“二重证据法”。

当代的学者往往重视传世文献的考证而忽略考古发现之史料。《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一书较为重视考古发现之史料的价值,如在朱名字的考证中,著者利用了宁夏博物馆收藏的《庆王圹志》碑文的相关记载,并以此作为考证朱名字的最为重要之证据。[33]在考证管律的散文作品时,著者利用《宁夏历代碑刻集》的文献进行考证。[34]在考证俞益谟事迹时,著者引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和宁夏博物馆藏《俞益谟妻秦慈君墓志》碑作为考证的依据。[35]注重考古发现的史料也是该著的一大特色。

总之,《宁夏明清人士著述研究》运用科学的文献考证方法对宁夏古代文学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该著是宁夏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为宁夏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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