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天津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0）
〔关键字〕贵师；
师法之化；
教师素质；
荀子
尊师重教不仅是我国自古至今的优良传统，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科教兴国的重要国策。《荀子》①本文所引《荀子》原文均出自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有关教师重要地位、师法之化、教师素质的论述系统而深刻，探讨这些问题，对于今日弘扬尊师重教的道德风尚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个体学习经典与修身养性都需要老师指导。“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荀子·劝学》），文中的“其人”即是贤师、良师。学习方法上没有比接近贤师更便利的了。由于《礼》《乐》记载有法度而未加详细解说，《诗》《书》记载旧事不一定完全贴切真实状况，《春秋》文简辞约而不易迅速理解，因此仿效贤师而学习君子的学说，那就能养成崇高的品德并获得广博的知识且通晓世事了。
第二，社会教化既需要君，也需要师。“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类之本也；
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荀子·礼论》）。君师即君长，承载着礼的三个本源之一“治国”的本源。天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师是治国的根本。没有天地，人无法生存；
没有祖先，人无法有种族；
没有君师，国家无法得到有效治理。三者缺少一个，人们就不会安定。所以礼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师，这是礼的三个根本。中国自古以来有礼仪之邦之称，“礼”在这里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代称，因此，礼的根本也即文明的起源就是天地君亲师，也是社会治理与文明教化的根本。如果说君主主要侧重于政治治理，而老师则重在文明教化，只有把君师的善治与教化结合起来，人与社会才会成为一个至善的理想社会。荀子提出的“三本”学说，是我国历史上尊师重教传统的经典性论述，也成为后来宋明以后民间将“天地君亲师”供为神圣牌位的精神渊薮，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荀子》一书精辟独到地阐述了教师的地位，提出了尊师与否关系到国家兴衰、法度存亡的观点。“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尊敬老师且看重师傅；
国家将要衰微时，必定鄙视老师且轻视师傅。礼义法度是国家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而教师是阐明礼义法度的，因此有“礼者，所以正身也；
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若要端正人的身心，必然要有礼，礼是用来正身的；
而教师是用来正礼的，因此，如果没有老师，如何知道礼是这样的呢？荀子用反义疑问的方式肯定教师的重要作用——正礼。师是正身、正礼的传承者和讲授者，由于其自身所承载着正身、正礼，所以师应当得到尊重。国家若兴盛，必然尊重老师，因为尊重老师，所以礼义法度得以保持；
国家若衰微，必然鄙视老师，因为鄙视老师，人会放肆，人因有放肆之心，所以礼义法度遭到破坏。由此可见是否尊敬老师、看重师傅，不仅关系到法度的存亡、国家的盛衰，还关系到人心的善恶。
荀子把师与天、地、君、亲并提，将君师视为治国之本。君师连用的论述就是很好的证明，即“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先祖、父母孕育了后人的肉体，师培育了人的心灵。这个师不仅仅是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而且也指心灵根源的精神导师。在先秦“师”还指代历代明君，如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因为他们德服众人，功绩使后人受益，所以有天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师是治国的根本之说。全面对“天地君亲师”五者进行阐述起源于《荀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①钱穆：《晚学盲言》（上），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377页。师具有“治之本”的地位，在具体实施中，是通过“师法之化”体现其重要作用的。
师法之化源自荀子，是荀子用语。“孔子已主张通过礼法与教化来导引民心和校正恶习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荀子明确提出，‘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师法，谓君师与法制的教化。‘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
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儒效》)。是荀子‘化性起伪’学说的一重要内容。以为人之性莫不‘好利’‘疾恶’‘好声色’，顺此发展则‘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性恶》）。故强调，凡‘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上）’”。②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荀子认为人性有恶的方面，需要教化，必须有教师的教育，教师的作用就是实现师法之化。《荀子》一书从人的物质欲望和心理要求出发，肯定自然人性，即性朴论，因此提出化性起伪。“化性起伪”是荀子提出的礼、法起源的必要条件。因为人性的过度欲望、放纵会造成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和教化，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圣人及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性中恶的部分而产生的：“性者，本始材朴也；
伪者；
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人的先天自然本性，就好似原始未加工的木材；
而后天的人为加工，则表现在礼义法度、礼节仪式的隆重盛大之处。没有本性，那么后天人为作用就没有地方施加；
没有后天人为作用，则本性也不能自行完美。本性和后天人为的礼义教化相结合，才能成就圣人的名声，统一天下的功业也因此能完成了。为了改变自然人性中恶的方面，他特别强调后天的教育，主张“求贤师”。“贤师良友有助于礼教的潜移默化，培育出至平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人格”③杨豹：《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及其现代意义》，《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1页。。其宗旨则在于以道德的、政治的手段去改恶为善。在此，师的作用尤为显著，即以师法之化来实现化性起伪、隆礼崇法。
1.师法对教化本性的作用
教师承载着教化人本性的作用。因为在荀子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然的“本始材朴”（《荀子·礼论》），不能造就，但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师法能起到教化本性的作用。“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
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荀子·儒效》）。本性不是人为造成的，然而可以转化它；
积累好的习惯，不是我们固有的，然而可以形成。人性自然，在先天本性方面，圣人和众人没有不同：“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荀子·性恶》）例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同上）。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音乐，嘴巴爱吃美味，内心爱好财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是有感觉就自然形成，不依赖于人为的努力就会产生出来的东西。不仅好色、好声、好味是人的本性，好利的欲望也是人的本性：“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同上）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是人的本性。然而，如果没有礼义教化，弟兄之间要分财产只依顺爱好财利而希望得到的本性，那么兄弟之间也会反目为仇、互相争夺：“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同上）这就是荀子说的自然人性中恶的方面。
那些并不由自然形成，一定要依靠努力从事然后才能形成的东西，便叫做产生于人为。这是先天本性和后天人为所产生的东西及其不同的特征。“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圣人改变了恶的方面而作出了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作出后就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法度。那么礼义法度这些东西，便是圣人所创制的了。圣人和众人相同的地方，是先天的本性；
圣人和众人不同而又超过众人的地方，是后天的人为努力。
教师承载着师法之道：“人无师法，则隆性矣；
有师法，则隆积矣；
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荀子·儒效》）人若没有老师、不懂法度，就会无节制、无礼法地任由自然本性发展了；
有了老师、懂了法度，就会注重增加学习的积累了。而法度是从合乎礼义的高尚情操中得来的，并不是禀受于先天的自然本性，所以也不能够独立地得到完善。荀子主张自然人性论，即性朴论，认为人性“本始材朴”（《荀子·礼论》），人若要成为善，就必须经过礼义的后天教化与熏陶。这种教化在荀子思想中是一种塑造，是导人向善必不可少的关键性因素。荀子虽然有“人性之恶”的说法，但是这个“恶”不是对“性”本身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而是“性”与“伪”对比的结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由荀子对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其所谓性是性朴论或自然人性论。同时荀子又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由“顺是”二字可以看出，荀子所秉持的观点是人之性生而具有走向恶的趋向，若不以礼义节制则流向恶，若以礼义教化则导向善。人性初始自然朴素，但蕴含着善的可能性，也蕴含着恶的可能性。因此要通过教化来规范引导，教师作用就是通过师法之化引人向善的教化。
2.师法对塑造人格的作用
荀子承袭儒家的礼法思想，主张隆礼、教化引导民心，教育民众，塑造良好人格。因此《荀子》一书，“师法”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有老师、懂法度，是人们的一大宝物；
没有老师、不懂法度，是人们的一大祸害。是否遵从师法之化，对于人智慧、勇气、才能等人格和能力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
勇，则必为贼；
云能，则必为乱；
察①“察”有动词、形容词两种用法，此处根据上下文含义，为形容词“精明”之意，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则必为怪；
辩，则必为诞。”（《荀子·儒效》）师法之化是教师作用的重要体现，人若是没有师法，即没有老师、不懂法度，倘若有智慧则定会偷窃；
倘若勇敢则定会抢劫；
倘若有才能则定会作乱；
倘若精明则定会搞奇谈怪论；
倘若善辩则定会荒诞。与之相对应，人要是有了师法，即有老师、懂法度，则会：“知，则速通；
勇，则速威；
云能，则速成；
察，则速尽；
辩，则速论。”（《荀子·儒教》）教师对人格塑造的作用体现在倘若有智慧，就会很快通晓事理；
倘若勇敢，就会很快树立威严；
倘若有才能，就会很快成功；
倘若精明，就能迅速详尽地了解事物；
倘若善辩，就能很快论断是非。所以“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
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教》）。
人的自然本性是好利恶害，好荣恶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人修养出温良谦让的君子风范，有人则沦为势利小人。在荀子看来，不是因为其禀赋资质不同，而是由于“其所以求之之道异矣”（《荀子·荣辱》），道德修养、人格塑造是有一定手段、方法的。良好人格的培育是学习与教育共同的结果，教育的重要性更大。“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异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教师是实现学习目的的必要前提，是去恶长善的引路人，是良好人格的塑造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也”（《荀子·荣辱》）。这就好比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矫正，然后才能挺直；
不锋利的金属器具一定要依靠磨砺，然后才能锋利。人性有恶的方面，一定要依靠教师和法度的教化才能端正，要得到礼义的引导才能治理好：“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修身》）
3.师法对正身正礼的作用
在《荀子》一书中，可称作师者，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圣王。当将自己的学说结合到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即要求人们言行以王制礼义为法式进行规定。由于在儒家学者的认识中，王制礼义本身就是圣王所定制的，是君王根据社会伦常制定的具体规定，自然先要承认君王、君师更懂得伦常道理。荀子提出君师并重是治国之本，因为教师是礼的化身，是传播礼实施礼的代表。
对于一个人而言，“礼者，所以正身也；
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礼法是用来端正身心的，而老师在正确阐明礼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唯有通过老师，世人才能知道礼法，知道礼法，世人才能端正身心。做人、明理需要学习，就是学习礼法，老师就是以身作则而又重视使自己安守礼法的人：“故学也者，礼法也；
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正”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动态过程，倘若没有师长、法度，就可能会陷入偏险邪恶，进而不端正。更为严重的是品行不端会导致叛逆作乱，毁坏秩序，危及国家。因此，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建立法度、制定礼义，端正人们的性情，引导人们合乎道德原则去生活、行为，这些都是通过师法之化实现的。“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
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修身》）。同时，荀子将君子、小人之分也纳入师法之化的正身、正礼之中：“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修身》）能够被师长和法度所感化，积累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遵行礼义的，就是君子；
纵情任性、习惯于恣肆放荡而违反礼义的，就是小人。由此看来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后来人为修养的。既然是人为，就需要老师去引导，需要老师教化如何成为善良的人。这是一个由小人修养为君子的过程。
“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荀子·荣辱》）。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就只会看到财利罢了。倘若人生下来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昏乱的习俗，这样，就在渺小卑鄙的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更为严重的是，“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同上）。如果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法度约束，没有一个正身、正礼的过程，那么人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可见师法对正身、正礼的重要意义。既然教师的地位如此重要，师法之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教师素质的要求必然很高，由此才能胜任教师的职位，因而荀子提出“君子壹教”的教师素质论。
教师，是教化伦理的主体和承载者。“教化伦理代表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有较多的理想和超俗色彩，对于社会风尚起着教化、指导、表率、导向的作用”①肖群忠：《“生活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44—50页。。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做？首先，“君子壹教”，指君子专心致志、教书育人。“君子壹教，弟子壹学，亟成”（《荀子·大略》）。君子专心一意教授，学生专心一意学习，就能迅速取得成就。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教师？首先，荀子认为成为教师的条件是“尊严而惮，可以为师；
耆艾而信，可以为师；
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
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从道德素质角度而言，有尊严、有威信，依靠个人尊严威信震赫周围的人，即威而不猛的人，可以成为老师；
年老而有威信，可以成为老师。从能力素质角度而言，谨守师说而不违反，具有讲授经典的能力，能根据教材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诵说有条理，可以成为老师；
懂得精微的道理而又能加以阐述，可以成为老师。其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更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矣”(《荀子·非相》)。即能够严以律己，对自己有着较高的要求，才能成为他人表率，这是君子品格特征之一。最后，对待学生要教学相长，作为教师，要“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荀子·修身》），虚心接受他人包括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性建议，并能时刻作为自己的警戒。培育好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也是传统教育中的基本伦理理念。“百事百业之教育虽殊，然育善一也”②焦国成：《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理念及其主要话语》，《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3—40页。。教育的内容即是教授优良的知识、技能，又要对良好的规矩、德行进行引导与培育。没有优良的知识、技能不能为师；
没有良好的德行、规矩亦不能为师。“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礼，是为人处事和人际间交往中应遵循的规矩与规范的总称。“正礼”即正确解释为人处事中应遵循的规矩、规范。“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良好合宜的规矩规范是正身养德的标准，“以身为正仪”就是身为师者，要给其学生在德行方面以身示范，自己首先做到，才能要求学生做到。“贵自安”，是指为师者以遵守规矩为心安，达到行与德的一致，此乃上品之师应有的德行操守，是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学生与教师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共同体，即“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教师的道德素质与能力素质是一个不断提升，同时又是一个内在教化与外在熏陶学生、引导学生成才的过程，教师与学生共同进步，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才会不断提升。
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是“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贤人，其有关贵师的论述系统而深刻，是其博大精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提出自然人性论，即性朴论，是贵师论的价值逻辑起点。因为性朴，做人有欲望，但是欲望若无限制则成恶。因此，要通过礼法教化引导人，化性起伪。贵师论的阐述就是对这一过程的良好诠释。
秦国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单列《尊师》篇，其中“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纳)于朝，君子不与交友”的一段，即来源于《荀子·大略》：“言而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途不与言。”从师生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说话时不称道老师叫做反叛，教学时不称道老师叫做背离。背叛老师的人，英明的君主不接纳，朝廷内的士大夫在路上碰到他不和他说话。这是荀子及后人强调尊师重教的主要表现。汉代遵循《荀子》的思想，十分推崇教师的崇高地位和主导作用。汉元帝诏书中即有“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书》卷九）。后世的所谓“尊师重道”，也可从荀子的“师法”之说找到渊源，足见荀子贵师论对后世的影响。
梁启超评价荀子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时曾说：“二千年政治，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谓学术者，不外汉学宋学两大派，而实皆出于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礼学世界也。”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论支那宗教改革》，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荀子的教育思想以尊师重教为宗旨，以正身正礼为方法，以立国强国为目标，这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的总结，值得我们珍视。“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传统尊师伦理思想对形成后世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影响。这既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历朝历代得失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探析并传承荀子教育思想中先进而积极的贵师思想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依然是当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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