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全华
确保基础教育公平是教育整体发展公平乃至社会整体发展公平的必要前提。针对多年来校外培训对基础教育公平的损害，《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但我们应警惕课后服务的高价式回归。课后服务的高价式回归，会进一步拉大学生发展的差距。这样，尽管学生的课后学习更好地回归了校园，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回归是学生课后学习回归校园前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公平的复演。
据金羊网报道，某小学为加强学生课后服务，引入了两家第三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校内60%的托管课程。其中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机构和家委会代表谈判价格时，价格太低反而受到了家委会的质疑：“例如基础托管，我们收10元/生/天，家委质疑：‘收10块钱，你能请到什么人来教我的小孩？’”家委代表算账：一个班20个孩子，10元/生/天是200元，200元够请什么样的老师？这些家委非常清楚市场行情，有经验、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没有250元请不到。“辅导作业讲清楚解题思路，能回答好学生问题也不是容易的！如果老师水平不高，不但作业辅导不好，甚至可能纪律都管不好，还浪费了孩子时间，不是亏大了？”家委代表说。最终，双方协商结果为20元/生/天。
《意见》要求：“各地要根据学生规模和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教师。省级政府要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对聘请校外人员提供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补助可按劳务费管理。”由此可见，课后服务经费由政府财政补贴和家长缴交的服务性收费构成。《意见》强调的省级政府要“明确相关标准”，指的是省级政府部门应制定明确的政府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标准。《意见》之所以强调省级政府部门要制定明确的服务性收费标准，是为了避免包括学生课后学习在内的课后服务的高收费。自《意见》实施以来，凡开展了课后服务的地方，均按其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制定的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和相关标准，出台了政府财政补贴和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但上述报道说明，如今部分家长和学校引入的第三方校外培训机构都有提高课后服务性收费的强烈意愿，此意愿可能导致课后服务会高出政府规定的服务性收费标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意愿就会有动力，学校课后服务就可能会实际地提高收费。毕竟更高的服务性收费对学生、家长、校外培训机构都有好处，而由此将导致基础教育不公平。
美国社会学家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指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都会常规性地不断审视搜寻视野中的各种机会，来代表自己的孩子激活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很精明地把自己的干预建立在与组织机构（如学校和公立或私立休闲班）相一致的组织程序上，这样家长就能为孩子获得重要的优势。这些受益要远远超出短期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及以上人士，也往往会不断审视搜寻视野中的各种机会，激活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干预学校教育，从而为孩子的发展获得重要优势。因而相对于社会中下层人士，他们的子女总体上已处于发展的优势地位。如今，他们又试图激活他们的经济资本，突破课后服务性收费的上限，为他们的子女谋得更优质的课后服务。如果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子女的发展会“好上加好”，优势地位会更加突出。这样势必会进一步拉大社会不同阶层家庭子女发展之间的差距，这与基础教育的公平发展要求不符。实际来看，有的学校的课后服务已是高收费服务。例如，上述报道的某小学的课后作业辅导费已从10元/生/天提高到了20元/生/天。再如，在另一所小学，经家长与校外培训机构协商，16个课时的个性化语言艺术课程为800多元。这虽然要比校外培训机构的2000元低了很多，但这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是否选择学习语言艺术课程固然与学生的兴趣有关，但这与家庭经济实力的关联度更高。因而，学生是否能学习个性化的语言艺术课程，最终是由其家庭经济条件决定的，这是家庭经济资本角逐的结果。这里，提高课后作业辅导费和个性化课程服务费，尽管都是家长与第三方校外培训机构协商的结果，但在一定意义可视为一种“私人订制”，而这种“私人订制”会拉大学生之间的发展差距。
201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未来我国教育的发展应“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公平取得重大进展”。为了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目标，确保基础教育公平是必要前提。但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校外培训通过市场化配置教育服务，遵循排他性的高价者得的市场原则。高价课时费不仅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而且严重破坏了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和基础教育公平。针对这种现象，《意见》强调，学校应在课后“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團活动”，以确保“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随着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政策的落实，学生的学习定能更好地回归学校。但如果这种回归是高价式回归，则是一种妨碍基础教育公平发展的不合理的回归，学校组织的课后服务会成为家长文化、社会、经济资本驰骋、倾轧的场域。这与家长借助文化、社会、经济资本“择校”和“择培”（选择培训机构及其培训项目）的性质和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空间场域发生了改变，即家长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空间由校外转向了校内。现今，我国中小学无论是校内不同学生还是不同学校的学生间，学业成绩好的学生与学业成绩差的学生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来就较大，如果任由高价课后服务进入校园，则会进一步拉大二者之间的发展差距。
对于课后服务性收费，某校外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说：“一些家长和学校，只要求价格低，不考虑质量，结果相对优质的机构和课程无法进入学校。”他希望家长们理性选择。然而，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缩小学生之间的发展差距。成功的学校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能最大范围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学生的发展水平。因而，我们应高度警惕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本和家长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在学校课后服务中竞逐而拉大学生发展差距的现象。否则，尽管学生的课后学习更好地回归了校园，但这种回归却复演了之前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公平。
责任编辑 黄博彦
猜你喜欢服务性收费公平愿你金榜题名，更愿你被公平对待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25期)2020-07-17笨柴兄弟爱你·阳光少年(2019年12期)2019-12-27必须公平故事作文·低年级(2018年5期)2018-06-05国家发改委：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全国一张网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2期)2018-01-17发改委明确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中国质量万里行(2017年1期)2017-02-21发改委明确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中国质量万里行(2017年1期)2017-02-21浅析如何发挥数学在工程造价专业课教学中的服务性考试周刊(2016年92期)2016-12-08本市取消和免征8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投资北京(2014年1期)2014-07-09公平的决定小猕猴学习画刊(2006年3期)2006-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