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梅 张逸群
［摘 要］《〈阿Q正传〉笺注》作为专门注本，指明了阅读鲁迅作品中尚存的“误读”现状与某种程度上问题意识的缺乏，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起到了查漏补缺、降低阅读门槛的普及等作用，证明了笺注作为鲁迅小说研究范式的必要与意义。其“以鲁注鲁”的方法和“俱收并蓄”的视野，以“回到鲁迅的本意”为基准，确保了注释的准确性及整体性，扩展了笺注的知识性与趣味性。这种以“笺注”方式进行鲁迅小说阐释评论的独特文学批评，呈现出阐释的贴切、对话的多元与批评的自觉等特征，实践出了一种具有高度学术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的批评范式。
［关键词］鲁迅研究；
《阿Q正传》；
笺注；
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吴金梅（1975-），女，文学博士，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逸群（1995-），男，大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大连116622）。
迄今为止，在现代文学领域最全面、体量最大的注释当属《鲁迅全集》，但《鲁迅全集》的注释“依然属于简注，其注释只是点到为止，不作深入的考注。”【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长江学术》2021年第2期。】而鲁迅作品的专门注本则尚为匮乏。且与阐释评论浩如烟海的鲁迅小说研究以及鲁迅思想、主体性、艺术研究等汗牛充栋的著述成果相比较，注释这种形式的研究则似乎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及至目前，专门的注释本仅有徐懋庸本、李何林本以及郑子瑜本等，上一本《〈阿Q正传〉郑笺》出版距今已有25年。在《阿Q正传》创作百年之际，黄乔生的专门注释本《〈阿Q正传〉笺注》（下文简称《笺注》）问世，在以上笺注成果的基础上，为《阿Q正传》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深入阐释与研究方法示范。
一、“训释订误”：笺注《阿Q正传》的必要与意义
笺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古书的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34页。】清代阮元在《小沧浪笔谈·重修郑公祠碑》中写道：“郑公所学《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笺注百余万言。”唐代韩愈的《施先生墓铭》有“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的说法。笺注是注释之一种：“以笺为注，始于东汉郑玄。因郑笺是对《毛诗诂训传》的发微、订误、补充，并兼下己意，自谦称为笺。”【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长江学术》2021年第2期。】
笺注多见于经史子集等古书，注者解释词句内容，兼以评点，以资后人阅读。在晚近的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却较少出现，人们总觉时间较近，词句不至陌生到需要注解。不过，若是形成了“不求甚解”的阅读习惯，往往会致使读者过于“自信”，想当然地理解文句。长此以往，反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长期的“误读”，就更难领略作品的真谛。
经典的文学作品，必然具备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换言之，其语言和结构必然是耐人咀嚼的，能经得起读者长久欣赏、揣摩、思索。《阿Q正传》便是这样一部意味无穷的经典之作。鲁迅一生致力于反封建思想革命，关注国民性的重塑。《阿Q正传》对旧社会国民性的摹写入木三分，诞生了“阿Q”这样一个足以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典型形象。这部小说自诞生起就进入了经典化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的阐释，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时至今日，仍有很大的解读空间。就文本语言来看，《阿Q正传》含有大量的古语、典故、方言，这样一部作品很难说它是“好读”的，尤其在距离创作时间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更难再以同时代的语境轻车熟路地进入文本。
黄乔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遮蔽。他在后记中写道：
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读者因为熟悉鲁迅，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反而不能对《阿Q正传》做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在本国文化中长期浸润，很容易把有些事物当成天经地义。事实上，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深思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注释得更详细一些，提供更多参照，希望读者能跳出圈外，反身观看，有所感悟。【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97页。】
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未尝不是一种读书的境界，但大多读者未必能有陶潜的心境和品格，盲目仿效“不求甚解”，则会使阅读不够细致深入，若在治学研究中，则更有可能造成疏漏和错误。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在《阿Q正传》研究中，个别词义至今尚欠缺考察。侯桂新教授发现，“行状”一词在《正传》出现5次之多，但至今各个注本、译本的解释不尽相同，理解“行状”在《阿Q正传》中的真义，“竟然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它不但关系到对小说的注释和翻译，背后还关涉如何读懂鲁迅作品的大问题。”【侯桂新：《何谓阿Q的“行状”？——兼谈如何读懂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8期。】侯教授严谨精到的治学令我们注意到：我们在阅读《阿Q正传》乃至鲁迅其他作品中，还有诸多未被发觉的纰漏误读和模糊地带。
因此，为《阿Q正传》作笺注，是极有必要的。黄乔生谈道：“因為历史久远，风俗差异，作品中的一些场景、语句、古典和今典，如不加以解释，就是中国读者也难免有理解障碍。”【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9页。】黄乔生采用的方法是“把读者想象成外国人”。写作主体往往会预设一个虚设读者（virtual reader），指的是“作者认为自己为他（她）而写的那种读者”【［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7页。】，根据虚设读者的不同，创作呈现的内容方式也会不同。以“外国人”取代本土读者的益处在于，可以尽量地规避的熟悉语境所造成的遮蔽。因此在《笺注》中，注者做到了对整部作品逐字逐句的分析，无论古典还是今典，都加以详考，极大程度地避免了误读。
“古代词语，固然要解释，但‘今典的释义也甚是必要。”【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00页。】其中的“今典”，由于距离较近，是很容易出现误读的。除却前文提及的“行状”，还不乏大量易望文生义的词句。例如，《阿Q正传》第一章开头，“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中的“往回想”，依照字面义理解，是回想过去、回忆的意思，结合上下文来读，又可引申为反思、反顾之意。但注释却点出：“往回想”意为“停顿、迟疑”【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页。】。读者初读时易望文生义，若以“反思”作解，逻辑上不通顺，字面意更是“差之毫里，谬以千里”。结合上文“一面要做”，但却迟迟不做的前提来看，正是因为“言行不一”，所以“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按照“停顿、迟疑”来理解，更符合行文逻辑。
还有看似“今典”，实为“古典”的字词。“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册，第512页。】中的“笔”，疏于文言训练的读者，易解读为“笔墨，文章”之意。注释为：“古代指无韵之文”，注者引《文心雕龙·总术》《文心雕龙札记》做例证，“《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页。】单一个“笔”字，渊源却颇深，若不加解释，读者极易忽略。在第四章，“‘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中的“忘八蛋”，在今多以“王八蛋”用于骂詈，但“王”与“忘”一字之差，意义来源却不同，注者考证出其本源为：“忘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是“‘忘八德的谐音”【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88页。】。
“今典”尚且如此，对“古典”的笺注更为细致。序章中大量词句取自典籍，是鲁迅模仿史家笔法，欲为阿Q“修史作传”之故，因此造句遣词极考究。在文中，古文的注释较多。有关解释儒家经典的条目，单《论语》就有5条，此外还有《孟子》《礼记》和《尚书》。史书有二十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明史》，以及《吕氏春秋》和《左传》。鲁迅偏爱引用儒家经典、正史野史，这是因为他自小熟读古书，不限于读书人必读的四书五经，就是野史传记、笔记小说，也无所不读，旧学功底极深。故此旁征博引，无所不用。今天的读者少有能达到鲁迅的知识结构，阅读鲁迅从古籍中信手拈来的词句典故，若没有详细的注解来参照，非但不易吃透作品的内容主旨，更难领略鲁迅的语言魅力和精神气质。
笺注鲁迅作品本身就需要相当充足的知识和博览群书的见闻。注者几乎考证了所有“古典”的出处来源，不放过每一处可能引发思考的地方，详细而不冗余，精确而不简略。笺注《阿Q正传》，注者常常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展现出深厚的阅读储备和知识素养，因此这样的注解，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知识趣味。
在第九章，把总推脱白举人追赃的恳求：“破了案，你又来迂”【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册，第550页。】一句中，“迂”的注释是：“原意为拘泥固执、不切实际，这里是多事、找麻烦的意思。”注释义无疑更还原原文的语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注释额外摘引了蒋梦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中，谈论《阿Q正传》与绍兴文化关系的内容：“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83-184页。】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合起来就是绍兴师爷。陈西滢曾给鲁迅起过诨名，就叫绍兴师爷，以此讽刺鲁迅文风泼辣刻骨。虽是意气的调侃，也确实点明了鲁迅深受绍兴文化熏陶的真相。周作人对这种文风的解释较中肯：“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周作人：《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山会之地何以形成鲁迅这般文风？蒋梦麟介绍了“刑名师爷”的来源。原来是宋南渡时期，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迁至绍兴，绍兴人因以此为生，诞生了不少谙熟法令律例的人才，故而形成了明辨是非、尖锐精密的文化传统，才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不过，擅长刑名，也同样长于歪曲事实、舞文弄墨。注者在此引用这一典故，一方面说明绍兴文化对鲁迅文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解释了《阿Q正传》里革命军政府搬弄是非、无故定罪的恶行，更是印证了鲁迅“招牌虽换，货色照旧”【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的判断。
在第二章，说到“讳”。文中，阿Q介意旁人谈论他的癞头疮，因此“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册，第516页。】注释写道：“‘讳是中国文化一大特色，起源甚古，堪称正宗国粹。”【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34页。】同时，引用了《公羊传》《左传》《史记》及韩愈的《讳说》，来追溯“讳”的悠久历史：秀才改称“茂才”，“微子启”改称“微子开”，宋朝有知州田登讳“灯”为“火”，因此元宵节放灯称为“放火”，故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就源于此。个人的忌讳，是士大夫阶层独有的，而今就连阿Q也要“讳”，但闲汉们偏偏拿其“讳”取乐。打骂不过，最终还是吃亏多，只能“怒目而视”了；
若是闲汉们依依不饶，则摆出一句“你还不配……”，阿Q又在文化和历史上“胜利”了。
为《阿Q正传》做笺注，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在不同读者群体中，效力各不相同。普通读者阅读鲁迅，其实并不容易。中学时代，便有“三怕”之调侃，鲁迅作品能位列其中，便是在于他的語言文白夹杂，微言大义。这样对于喜爱作品、渴望接近鲁迅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不易跨越的门槛。《笺注》清晰地梳理了古字古句，详尽地释义，兼以评论赏析，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读、很好懂的。更有助于读者触类旁通，对鲁迅其人其文其思的认识加深。对于专业读者，《笺注》例举了不少容易混淆的“今典”，便于读者和研究者正本清源。《笺注》摘引了各家说法，如同一部精简的“阿Q批评史”，帮助研究者清晰梳理前人围绕《阿Q正传》展开的评点和论争，用作史料参考、学术研究，或作知识性、文化性的专业读物，均极相宜。
二、“以鲁注鲁”的方法与“俱收并蓄”的视野
为现代作家作品做笺注，是很有挑战性的。认为对现代小说做笺注并无必要的读者不在少数，这项工作的难度可见一斑。黄乔生深悉此中难度：“我实在也担忧注释文字太多会淹没原著的精彩，喧宾夺主，啰嗦缠夹，不但无益，反惹厌烦。”【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9页。】显然，《笺注》这部著作证明了笺注现代作家作品的必要和意义，让我们更警惕阅读鲁迅时，不求甚解的思维惯性所暴露出自身问题意识不足的现状。
如何做好《阿Q正传》的笺注，《笺注》示范出了一套合理的方法。黄乔生认为：“我想做笺注本，内容要准确、严谨、生动、有趣。”【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5页。】准确，须阐释人物行动的思想根源、心理动机，力求回归鲁迅本意；
严谨，就不能对模棱两可和习以为常的部分一概而论；
生动，笺注要有从容的气度、适度的机巧、柔韧的语言，经得起后人反复品读；
有趣，当应观其一点，思接千载、富于教益，使读者由观作品而察人文。
（一）笺注怎样“发微”：“以鲁注鲁”的写作方法
以上标准中，准确和严谨最为重要。怎样确保注释准确释出鲁迅在《阿Q正传》里传达出的精神，从作品细节肌理处着眼而不是从概念上空谈，如何“阐释阿Q种种言行的根源和动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内涵”【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9-200页。】，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注者在阐释阿Q的语言和行为时，采用了“以鲁注鲁”的方法，引征《呐喊》《彷徨》原文，以及杂文集、书信集的观点进行互证，以保证笺注还原鲁迅的创作思想和精神指归。
“以鲁注鲁”择选原典，保证了注释的准确性。深植阿Q精神中的是中国的面子文化。文中“托庇”一词的注释为：“依赖长辈或有权势者的庇护。”注释引鲁迅《说“面子”》的观点：“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50-51页。】阿Q要姓赵，便是“托庇”；
被赵太爷打，不准姓赵，也是“托庇”。沾上长辈和权势者的光，就有面子；
输给看不起的王胡小D之流，便是丢面子。阿Q是总“获胜”的，即便得了“无名肿毒”，一经自欺或者欺人，忘却了现实的困顿，也就成了妙不可言的“国粹”，当然就有了面子。面子文化，实质上就是扎根国人精神深处的等级观，阿Q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幅未庄秩序图谱，是等级森严而又随时可变的。赵钱两家高于邹七嫂、吴妈等人，下一级是王胡小D这类游民，最末则为既是女人、又是异端的小尼姑，阿Q自然稳坐于顶端。阿Q得势，赵太爷便一改轻蔑，尊称“老Q”，未庄人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当阿Q被判“不准革命”，失了势，未庄留给他的，就是假洋鬼子口中的“滚出去”。注释引用鲁迅《谚语》：“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36页。】阿Q和未庄的男女们引为“老例”的，正是这一套“主奴辩证法”，得势则要威福，失势便“圆机活法”，寄希望“祖上阔”“儿子阔”的威仪，而这又是从来如此，合于正统的。所以，体面为表，等级为里，“国粹”为根，由此形成的一整套中国传统等级秩序，就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相。注者摘取鲁迅原文，援引鲁迅本体的观念思想，在笺注中概括为“面子文化”“等级文化”“正统文化”以及“主奴辩证法”，以此来总结、阐发“精神胜利法”，这样的方法确保了阐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此外，“以鲁注鲁”还是一种方法上的“迂回”。《笺注》吸纳了鲁迅答疑亲友、编辑与译者的书信。作者与论者的观点发生碰撞，在问与答之间，迂回地呈现出作者的本意。第一章的“迭更司”，箋注摘取1926年8月8日鲁迅致韦素园的书信：“《博徒别传》是Rodney Stone的译名，但是C.Doyle做的。《阿Q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7页。】林琴南译介柯南·道尔的《劳特奈·斯吞》，取名《博徒列传》，作者在此处用了“文豪”，是对狄更斯的自谦，也是对林的调侃。
日本译者译介《阿Q正传》是比较早的。1928年《上海日日新闻》刊登了井上红梅译的《阿Q正传》，1931年《满蒙》杂志刊登了长江阳翻译的《阿Q正传》。1929年井上红梅的《阿Q正传》译文首次在日本发表，1931年受《满蒙》杂志影响的松浦珪三和山上正义在日本分别出版了译本《阿Q正传》【蒋永国：《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时空重构》，《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笺注则主要展示了鲁迅与山上正义的交流，例如中国人的“散帖”【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6页。】是什么意思；
作品被译成各国语言后，如何遭到国内“阿Q派”的攻击；
鲁迅解释假洋鬼子为何不愿在小县城做事，是“连自己觉得瞧不上这个。”【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63-164页。】当阿Q申辩“我本来要……来投……”，鲁迅又解释到，是要“投靠”革命党，但“长官误解为来投案的。”【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78页。】
另外，在译成各国语言时，也有不易表述、理解的部分。“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鲁迅解释为：“革命革命，革命再革命……”井上红梅译的《鲁迅全集》虽然被鲁迅认为错误多多，不很满意【刘春勇：《东亚鲁迅研究批判》，《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不过这一句的翻译，日译本显然优于其他译本：“革命は一遍済んだよ”，不但保留了“革命”的说法，而且，“一遍済んだ”意为“已完成一遍”，有“再，又”之意，是较贴合原意的。英文中有“revolution”一词，“re”已有“再，重复”之意，此处只好译做“theyve already been.”【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44页。】相差不可谓不远。如何翻译“柿油党”一词，鲁迅解释到，乡下人不懂，将“自由党”讹成“柿油党”，英译本直接意译是不妥的，法文译者更是加注银桃子：“桃子是长寿的象征，乡下人不理解‘自由的意思，就混为一谈了”【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58页。】，几乎闹出笑话了。《笺注》逐一罗列双方沟通的详情趣事，从鲁迅本人答疑中辨析《阿Q正传》的词句内涵，最大限度靠近作者的本意。另外，比较不同语言对同一作品的解读的差异，既有益于读者领略国家间的文化之别，又有益于推敲揣摩鲁迅语言的微妙，这样一种方法上的迂回，反而使阅读效果更加通透。
笺注时引其他作品，使作品之间呈现互文关系，以从整体视角读懂《阿Q正传》，理解鲁迅小说。第九章，阿Q被压至堂前，忍不住下跪，这样的举动被长衫人物冷嘲：“奴隶性！……”读至此处，读者的阿Q观似乎已有定论，阿Q理所应当是奴隶性的。但事实确实如此吗？结合注释再看，结论也许截然不同。周作人认为，光复后的官绅威势依旧大，百姓被抓进衙门，颤抖不止，抓住案台也无济于事，只好叫他蹲下，鲁迅就是参照了这一份材料，“并不是由于阿Q的非跪不可。”鲁迅给萧军的信中写道：“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76页。】注释又以《离婚》为例，爱姑从无比信任“德高望重”的七大人，到畏惧权威，最后无奈认命，说明了旧时寻常百姓对官绅的权威往往是臣服盲信的。阿Q当然是奴隶性的，但若仅仅读出奴隶性，则是对阿Q彻底的脸谱化。这就是缺少相应的知识背景，忽略了创作的历史语境，以及对圆型人物缺乏真实感性的理解，所以便难以读出鲁迅对假的革命者的批判和对阿Q这类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注释引征《离婚》中的爱姑态度的变化，兼及鲁迅和周作人的意见，并处处加入注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老道的文学感知，这些对于引导读者脱离概念化的肤浅，抵达文本历史真实，显然具有重要意义。鲁迅的语言微言大义，在这样微小的细节里，都容纳着丰富的历史图景和艺术构思，令人感叹《阿Q正传》言说不尽的同时，也更提醒我们，针对鲁迅作品的思考还远远未能穷尽。
综上，“以鲁注鲁”注释方法特征有三。其一也是最关键的在于择取原典。引用鲁自己的观点注解，最大限度还原鲁迅的本意。其二，方法的迂回。摘引作者的书信答疑，间接获得可靠解释。其三，内容间的互文。引用《风波》《祝福》《头发的故事》等文与杂文书信，形成互文关系，有效建立整体性视角：首先掌握《阿Q正传》的创作旨趣和结构巧思，进而接触到鲁迅小说的核心议题“国民性批判”，最后延伸至鲁迅整体的人格思想的探讨。采用“以鲁注鲁”的方法，不仅实现了注者“准确、严谨”的注释标准，也让读者读懂《阿Q正传》，又不仅止于《阿Q正传》。
（二）笺注理应“纷罗”：“俱收并蓄”的考释视野
做笺注还须生动有趣。黄乔生谈道：“我做笺注时，对作品中的地理、民俗、方言等词语给予较多的关注。”【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00页。】《笺注》涉及了大量的知识介绍和名物释义，方言钱货、绍兴民俗、文坛掌故、插图绘画，事无巨细逐一考释。或许有人会质疑，注释介绍太多外部材料，对于理解作品本身无足轻重。事实上，这种“俱收并蓄”的考释视野，在古籍注疏并不鲜见。金宏宇教授认为，注的本义即为“灌注”，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全面的细部‘灌注，它扩散到文献的语言文字细部，仿佛是对文献的‘精雕细镂;同时全面覆盖文献的诸多内容，可谓是关于文献的‘百科全书”【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长江学术》2021年第2期。】，现代文学文献的注释，也沿用了这一模式。
采用“俱收并蓄”考释视野亦有其深意。前文中有关如何理解阿Q的下跪，便足以说明知识背景的重要性，读者如若欠缺，直接的不利影响就是易作概念化解读，过于技术理性，而这缺乏生活感性，更不利于体会作品的情感意旨。所以作注应该打开视野，广泛搜罗材料，帮助读者建立基本的知识背景，以确保理解的准确与感受的真实。
小说中，绍兴当地的字音字形、货币计量，皆有可考之处。例如，第二章，阿Q的职业是给人打短工，割麦、舂米。“舂”字在现代汉语中，读作chōng；
在《阿Q正传》中，其实也可读shuāng，后者是绍兴的方言。注释补充到，绍兴人用谷制米有两种办法：“一种叫‘牵砻”“一种叫‘舂米”【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7页。】。第五章，邹七嫂看見阿Q走来，“也跟着别人乱钻”，钻就是绍兴方言，章廷谦在《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96页。】中举例，“钻”和“酒店不赊，熬着也罢了”里的“熬”，都是绍兴话，不过用的很好，不露痕迹，虽是方言，大多数读者都能读懂。
加入绍兴话，非但不生硬，反而使小说中未庄的小社会跃然纸上，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如第三章里，阿Q“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摩”原是绍兴话里的“攎”，读作“lù”，章廷谦又解释到，“攎”和“摸”相似，但要轻些虚些，不能等同于“抚摩”，情味更近于“摩挲”，却也并不全相同，这个字有其独特的含义用法，鲁迅本人都觉得“实才好”，但“太土气，也太冷僻”【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67-69页。】，只能弃用，直道可惜。方言区别于雅言、官话，在地方社会生活中有着实用意义和美学价值，注释出绍兴方言，有益于读者揣摩鲁迅小说的语言韵味，理解方言关涉的绍兴文化与居民的生活方式。
《阿Q正传》里的货币少有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乡间流通的货币名称是什么、种类有哪些、币值如何计算，这些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注者并未忽略对该部分的考察。文中注解了“角洋”“银的和铜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的含义：角洋又称银角，十个角洋等于一个大洋【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46页。】。还有《高老夫子》里的“番饼”，指从外国流入的银币，1842年“有人主张中国自铸造银圆以抵制外国银圆的流通”，因而转变成中国的货币单位，一个银圆为一番【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47页。】。鲁迅在《〈阿Q正传〉成因》中谈过“三百大钱九二串”，就是“三百文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每千枚为一串，称作一吊，但实际上常不足数，如以九十二当一百【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20页。】。绍兴古称“会稽”，此地多钱粮师爷，不乏理财高手，鲁迅本人也精于算账，常年掌管家中收支用度，账目无论大小，均完整记录于《日记》中。小说中描写钱币计量准确、贴切，以丰满的细节，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感。《笺注》注意到这一点，发掘出藏在字里行间的鲁迅的细功夫，这是难能可贵的。
《笺注》中，名家评注、古今典故，涵盖甚广，已经算得上十足有趣了。但《笺注》最引读者津津乐道的部分，是文坛掌故、民俗风物以及插图绘画。
鲁迅擅讽刺爱调侃。有学者称：“《阿Q正传》可谓一部鲁迅的辛亥革命史”【周仁政：《〈阿Q正传〉与鲁迅的辛亥革民史》，《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7期。】，《阿Q正传》里调侃的时人时事，也顶得上一部辛亥文人逸事史。依据黄乔生之笺注，笔者大略总结如下：“引车卖浆”蔡孑民、“晚清文豪”林琴南、“提倡洋字”陈独秀、“历史考据”胡适之、“优雅至极”辜鸿铭。
林纾反对白话文，在《致蔡鹤卿太史书》里有这样一句：“若行用土语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成文法。”【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8页。】“引车卖浆”系暗讽蔡元培之父经商。蔡元培时任北大校长，主张推广白话文，因而受到攻击。
前文提到鲁迅借“文豪”之称来讽刺林纾，这是鲁迅一贯的笔法，假借误作，调侃时人。陈独秀的典故亦沿此法。赵秀才也不知阿Q的名字由来，归罪于陈独秀提倡洋字，导致“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鲁迅后来又解释，提倡洋字的是钱玄同，是茂才公之误。【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7页。】注者也写到，后文的小D，名字正好与阿Q对应，仿佛故意与赵秀才捣乱，“你反对陈独秀提倡洋字，我偏要用。”【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97页。】既讽刺了赵秀才不学无术，又谈议时事，为《新青年》同人正名。
对于胡适，鲁迅常有挖苦。《阿Q正传》里也请出胡适，希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1页。】的胡适一派，也能来像考证《红楼梦》人物原型一样，考证考证阿Q。但讽刺意味不重，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更像褒扬。
讽刺辜鸿铭的意思就比较重了。第四章里，阿Q永远得意，是因为“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辜鸿铭就是鼓吹此论调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高于英美德法，独有优雅之极致的精神特质；
自诩“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72页。】，又以为男子纳妾，天经地义。鲁迅对此颇有微词，倘若中国学者都如辜鸿铭这类开倒车之流，那么“要靠他领导时，只好向后转”。【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73页。】文人们的逸事固然有趣，注释也并未疏于史实介绍，简略概述了文人们的生平事迹，以及鲁迅与他们的关系。
绍兴当地的历史民俗、风土人情，经鲁迅择取点染，移在纸上。阿Q常不离口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是绍兴地方戏《龙虎斗》的戏词，他最爱的还有《小孤孀上坟》。未庄的“赛神”热闹非凡，搭台唱戏，锣鼓齐鸣，戏台下有一个个赌摊，闲汉们在这里“押牌宝”，推“竹牌”，算计套走阿Q的赌本。当地赔罪的礼数，也大有讲究，比如阿Q必须送一斤重的“红烛”，还须请人“祓除缢鬼”，这一番折腾下来，要花多少钱……笺注不遗余力地标注解释，为防读者理解困难，还附有解说赌博的示意图。这样一来，阿Q和他生活的未庄，就跃然读者眼前了。
最有意思的部分莫过于插图。《笺注》搜罗了刘建庵、郭士奇、丰子恺、刘岘、瞿秋白等人以及国外画家为《阿Q正传》绘制的插图，位于小说正文各处，描摹了神色形态各异的阿Q像与人物场景。在陈列图片之外，还附有简要的图说，以小说实际描写和作者的叙述为基准，对各类阿Q造型神态加以点评，选出最接近的一幅。例如，阿Q应该是三十岁左右，因为“真能做”，所以“形体即便瘦弱，身体总是健康的”【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3页。】，画得太过弱不经风并不合适。阿Q也并不似想象中那般流氓气十足，鲁迅给刘岘回信说明：“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2页。】还有，瞿秋白是懂得鲁迅选用“Q”的用意的，他绘制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中，阿Q的姿态由10个Q构成。周作人解释为：“（鲁迅）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8页。】
笺注的语言也是很生动的，由于借鉴了鲁迅的语言特点，时有机智深刻的评点。注者或自谦：“也有正在尝试而尚难预料能否成功的，如想写《鲁迅传》的我。”【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4页。】或幽默：阿Q只剩一条裤子，却如王阳明龙场断案中的强盗，认为其“万不可脱”，说明“阿Q与强盗一样，有‘底线意识”【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02页。】。或讥讽：假洋鬼子剪了辫子，断了仕途，不过“好在头发会生长，留得头颅在，不怕没柴烧”【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60页。】。或悲悯：阿Q在送去法场的路上，“看到吴妈，可能就在期待有人关注甚至同情他，但吴妈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士兵身上背着的洋炮。”【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0页。】或似讥讽实悲悯：“阿Q被枪毙得早，没来得及加入什么组织欺负人。”【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35页。】虽与鲁迅相似，但黄乔生的注释要少一些鋒利和“油滑”，多一分洞彻的笃定和清醒的达观。
笺注要做得生动有趣，仅在文本的小天地中遨游是不够的。因此需要一种极为开阔的眼界，博采众长，广纳良言。《笺注》以作品为基点，将视野延伸扩展开去，又能收束回文本自身的范围，读者从作品入，又从笺注出，一入一出，理解愈深，趣味不减。注者的人格精神也须融汇其中，黄乔生以中肯的立场，机锋的语言，为其注入了思维的深度，这样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注释，是经得起反复推敲品读的。
《笺注》所采用的“以鲁注鲁”的方法，凭借“原典的择选”“方法的迂回”以及“内容的互文”，确保阐释的准确可靠，加深读者对《阿Q正传》细节与鲁迅作品的整体解读。在“俱收并蓄”的视野中，注释了囊括方言钱货、绍兴民俗、文坛掌故、插图绘画四个维度的内容，扩展了笺注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这样的笺注也是足够生动有趣的。当然，此二者皆服膺于一个首要目的，就是“回到鲁迅的本意”。黄乔生以此为基准，还原鲁迅写作的原本意指，尽可能排除“以今视昔”的后视视角，因为写作《阿Q正传》前后，鲁迅的“认识水平和人生体验是有变化的”【
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99页。】，故而不必因作品有所预见而神化，也不要因判断有所误差而刻意贬损，这都不是阅读鲁迅、注解鲁迅的客观态度，一切阐释都应该以作品为中心展开。
三、“兼下己意”：作为批评的阐释、对话及其自觉
不同于经史子集的古注旧注，当代学者作今注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不再需要直白化翻译古文，也无需旧注那样浩瀚的注解，尤其是对现代小说的注释，更偏向于全面详细的“灌注”，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辅以注者的评论，有时注释在体量上几与一篇小论文无异。金宏宇教授是这样描述“笺注”的：
（笺注）本义指插入简策中表识疑难的补充文字，引申为注疏。以笺为注，始于东汉郑玄。因郑笺是对《毛诗诂训传》的发微、订误、补充，并兼下己意，自谦称为笺。即笺是引申前人说法和加入了自己识见的那种注释。【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长江学术》2021年第2期。】
笺注须引申前人说法，并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这种做法不难联想到文学批评的写作方法。
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是这样描述文学批评的：“一种学习和传播世界上已知和已思考过的最好东西的非功利努力。”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个受规训的活动，它试图描述、研究、分析、证明、阐释和评价一部艺术作品”。【［美］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第7页。】作为对《阿Q正传》的注解，《笺注》显然具备这样的特征。注者需要在秉持一种美学原则基础上，以一套严整且适当的方法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独具慧眼的阐释。相较于惯常的文学批评，若将“笺注”视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在解读现代白话体小说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
首先，笺注在结构和材料上是“紧贴着文本”的。虽碍于形式上的制约，论述无法充分展开，因而显得零散，不过却创造了畅谈己见的机会。笺注不必拘泥于传统文学批评的形式陈规，可以更加裕如、机敏地阐释。
正因为笺注在形式上是“贴着”文本进行的，注者能够直接快速地加入点评，有时颇有“棒喝”的效果。阿Q的精神胜利法，要把挨打粉饰成“儿子打老子”，就是为了在辈分上高出一头，来获得心理优越感。这源自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老人是高于晚辈的。注释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一辈，老一点不就是更近于死亡吗？”【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38页。】正因“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册，第302页。】，注者的评价来源于鲁迅所接受的进化论观念，用“中间物”的思想，驳斥“长幼有序”“父为子纲”的伦理秩序，瓦解精神胜利法赖以成立的等级意识。
又如，邹七嫂买了阿Q的蓝裙，便忘了赵家的叮嘱，将阿Q偷盗的疑点和盘托出。注释随即指明：“但她做事很严谨，把贼赃染色后才开始广播。”【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26页。】注者注意到了结构上的先后顺序，邹七嫂“洗白”在先，散播传言在后。同时，也更让我们感叹作者的写作技巧，短短一句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不着一词就写出了邹七嫂贪婪、狡猾和多嘴多舌的性格特征。
而当赵太爷见阿Q投降了革命党，害怕他来“革一革”，故此“晚上商量到点灯”。作者并未点明父子二人商量的内容，注释却一语道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财产到底归谁。”【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39页。】在文中，赵家总共点灯三次，第一次为舂米，第二次为购买阿Q的货物，每一次都关乎赵家的利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锱铢必较的赵太爷点第三次灯的缘由——藏匿家财。也更讽刺了在未庄，阿Q、赵太爷、茂才公以及假洋鬼子意识中的“革命”究竟是何物。注者短小精悍的锐评，常能给读者醍醐灌顶的畅快感受。
阿Q被革命党“落下”之后，看见小D也有样学样，用一根竹筷把头发盘起来，感到愤怒了，“万料想不到他也敢这样做”。注者注释道：“阿Q不准小D革命。”【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56页。】阿Q的此种感想，与“你也配姓赵？”和“你也配革命？”的思想如出一辙，赵太爷不准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现在轮到他不准小D革命了。由此又能想到，赵太爷其实是得势后的阿Q，而阿Q便是落魄的赵太爷，这也印证了鲁迅的“主奴辩证法”：“做主子时一切以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鲁迅全集》第4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57页。】形式上的零散，不仅未能阻碍理解，反而使阐释以更高效、灵活的形式展开。形似鲁迅杂文“寸铁杀人”的效能，简要深刻的评注往往比长篇宏论更精准、更有的放矢，也更适合阐释鲁迅作品。
其次，笺注不失为一种对话性的批评。《笺注》摘录周作人，许钦文，郑振铎等人围绕《阿Q正传》展开的阐释与论争，即便意见不一，但仍可博采众长。《笺注》中采用周作人的解读最多。周作人认为，阿Q的原型来自一个“游手好闲，做过小偷”的阿桂【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6页。】。“恋爱的悲剧”一章，阿Q对吴妈求爱不成，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周作人提到，这段情节其实来自于鲁迅同高祖的叔辈桐少爷。其人嗜酒、无能，是个败落的大家子弟。有一日在椒生家里帮忙，结果不知为何，突然给老妈子跪下，求道：“你给我做了老婆！”最后被闻声赶来的椒生的次子用竹杠打走【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94页。】。鲁迅写到阿Q的恋爱悲剧，就是采了这一段逸闻。
周作人与鲁迅拥有相似的童年时代和地方经验，能够提供不少事实细节作以补充。他就认为阿Q销赃一事不符实情：“蓝裙很少见，大红洋纱衫更没有人穿，也不值钱”【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20页。】，以及静修庵种老萝卜，不符时令。事情发生在春夏之交，照理并没有萝卜，即便有，也是在“园艺发达的地方”，所以阿Q不可能偷到。不过，注者还引了许钦文的批驳：“一，留种的；
二，自种自吃的人家，吃不完剩留在那里。只知道坐在房子里吃现成萝卜的人才以为这种时候不会有萝卜。”并谈到，“对于文学作品有些细节的看法，是不应该太拘泥的。”【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08页。】周作人又作文反驳，强调了自然规律。二人笔战虽各执一词，但都承认：写小说，是不用太拘泥的。
郑振铎批评了阿Q的革命动机，他认为阿Q这样的人要参加革命，就好像“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随后解释道：“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34-136页。】注者则持不同意见，以为阿Q不是真要革命，而是看见了革命对众人的威慑作用。这样一来，笺注就不仅限于注者本人单方面的评价，在加入了多元的声音后，产生了“对话”的特殊效果；
鲁迅、论者、注者三方同时参与到对话中，更形成“三人谈”的对话氛围。“文学批评從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不是替作品说话，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不同意见之间的论争辩驳，不仅能呈现多元的讨论视角，又可以推动解释进一步发展。将《笺注》视为一种另类的批评范式，未尝不暗合“开放的批评观”，更是一次对鲁迅作品批评的有益拓宽和新颖启示。
最后，笺注体现出了批评的自觉。回到后记，黄乔生提出一点：“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精神的纠缠，认为《正传》已经过时，那就更加可笑而且可悲了。”【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01页。】阿Q身上有诸多令人鄙弃的精神特征，但他仍然是“未庄唯一可爱的人”。阿Q目睹了赵家遭窃现场，意图上前一看究竟，但却只是站着，“两只脚却没有动”。注释说道：“是因为他记起洋先生不准他革命，并且白盔白甲的人也没有来叫他同去——阿Q老实，懂规矩。”【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168页。】注者接受了周作人的论断，阿Q平日虽然招人厌恶，但终究也只是一个淳朴胆小的农民。我们可以回想起阿Q的“斑斑劣迹”：革静修庵，得知已被“革过了”，就老实走开；
欺负小D，只打个平手，挑衅王胡，反而挨打；
调戏小尼姑，也只敢在她脸上捏一把，摸一摸头皮；
意欲讨吴妈做老婆，非但没有强迫，反倒跪下求告；
就连进城做小偷，也只能站在洞外接货。要按照大流氓的标准来要求，阿Q实在是太老实也太懂规矩。反观阿Q的一生，从未达成过实质性的卑劣恶行，他始终被意识界的意念和冲动驱使，要当老子、要女人、要革命，而皆一败涂地。他最渴望的，始终是“面子”，是尊严和威风。但结果是如何？在生命最后一刻，阿Q也要画圆一个圈，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拿到纸和笔，从未得到尊重、大字不识的阿Q首次有了读书人的待遇，他当然“生怕被人笑话”。于是，这也是全文中唯一一次，阿Q感到“惶恐而且惭愧”了。就此而言，阿Q果真是未庄唯一可爱，也唯一可怜的人。读者倘若得意于自己高于阿Q一等或数等，那么就正中了注者下怀：“阅读成果竟然可能也是一场精神胜利。”【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第201页。】
阿Q并非凭借丑陋，才长久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为研究者所孜孜不倦钻研揣摩。阿Q有着饱满真实的面孔，任何对阿Q的单一化阐释，都没有理解鲁迅的本意。通过反思阿Q的“行状”，进而推及他周围存在的更丑陋者，最后推及读者自身，引起读者对同源同种中华民族的集体反思，这才是鲁迅剑指民族劣根性的锋芒所向，这样的解读，才可以说是真实有效的。《笺注》注意到了阅读中的读者反应，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豫见了“虚设读者（virtual reader）”可能出现的粗读误读和浅表理解，并予以校正和引导，预先埋下批判的种子，体现了注释的自觉与批评意识。
因此，笺注呈现出的阐释的贴切、对话的多元与批评的自觉等特征，并不逊于传统文学评论展露的功能。我们有理由认为，用“笺注”的方式所进行的鲁迅小说阐释评论，是一种独特而意义深远的文学批评方法，《笺注》作为此种形式的优秀实践，示范出了一种崭新形态的批评范式。
四、余论
《〈阿Q正传〉笺注》其例证之全面、材料之扎实有目共睹，黄乔生深耕鲁迅研究领域多年，仍保持着进取创新的胆略和开掘作品的专注，以及扎实问学的学术追求，深值学界学人效法。此次写作《笺注》，指明了当下鲁迅阅读和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充分证明了为鲁迅小说作注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并且，注释本还降低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对传播经典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研究者查漏补缺、匡正谬误，在此层面上，又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写作方法和考释视野上，采用“以鲁注鲁”的方法，并以“俱收并蓄”的视野，以准确还原鲁迅本意为宗旨，严谨考证字句典故，摘引各家评论，更有效补充了民俗方言、历史掌故等成分，使笺注有趣、可读，注者用生动从容的叙述腔调，将读者带入到鲁迅的文学世界中。《笺注》的写作，也成为一次兼具“阐释的贴切”“对话的多元”与“批评的自觉”等特征的文学批评写作探索，更可谓向鲁迅研究乃至现代白话体小说研究示范出一种新形态的批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