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玥 刘汝荣
摘要：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以金介甫与戴乃迭译介的沈从文小说《边城》为研究对象，分析两位译者在翻译资本、惯习和场域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及其在文本中的映射：译者不同翻译资本指导下的翻译活动内在地决定译文与原文的契合程度；
译者的文化场域和身份场域可能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固有的本质，在翻译中凸显各自的特点；
不同性别译者的行为倾向性作用于翻译实践可能导致“性别语言”的产生；
译者时空体感知的敏锐性差异可能影响读者对译文中事件时间的有效捕捉。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惯习资本场域《边城》译本
自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于1972年正式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后，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在西方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尤其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影响最为深远。社会翻译学融合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语文学、文化研究模式，展现了翻译行为与各种社会元素之间的内在张力与交流，丰富了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揭示了翻译行为的社会运转机制并彰显了译者及其翻译行为的社会属性。
小说《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一部经典之作，以别具一格的文学魅力吸引了众多译者，先后被译成十余种语言。金介甫英译《边城》以及戴乃迭英译《边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从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论视域对金介甫与戴乃迭英译《边城》进行深入对比剖析，凸显《边城》英译本的社会和学术价值。
一、金介甫与戴乃迭的翻译资本
在社会学视角下，文化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与社会皆通过翻译活动中主体内化权力、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利益等结构特征并付诸相应的行动来实现。在《边城》译介中，金介甫与戴乃迭作为译者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指导其翻译活动并内在地决定了译文与原文的契合程度。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是美国的汉学家、史学家，更是一位沈学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着手研究沈从文及其作品。其曾七下湖南，深入湘西本土，探访拜谒沈从文10余次，创作出长达30多万字的沈从文传记。此外，他还积极向英语国家译介沈从文的作品，截至目前，他合计翻译沈从文小说多达11部（其中包括合译小说1部），是英译沈从文作品数量最多的译者。作为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的金介甫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知识，且深谙中国文化，通晓中西文化差异。这些社会和文化资本使其在译介过程中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学作品的精髓，协调原文、译文所面临的不同文化背景，使其在翻译《边城》时得心应手，他的英译本也因此别具一格。
戴乃迭（Gladys B.Tayler）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资深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大家。戴乃迭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前后在中国生活达60余年之久，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情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戴乃迭与杨宪益联袂将中国许多经典文学及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达百余种，字数达上千万。这对中西合璧的伉俪在翻译作品时的合作方式，大多是杨宪益先把初稿译出来，然后交由戴乃迭加工。深厚的汉学文化背景和社会资本是戴乃迭从事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边城》是戴乃迭任《中国文学》译者期间英译的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一。专业译者戴乃迭翻译时更倾向于“灵活性较小的直译方式”，尽量忠实原文，对于特定文化词汇也多做脚注或文中解释。
二、金译《边城》与戴译《边城》的场域
场域指的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是布尔迪厄社会学实践理论的关键要素之一。场域的本质特征是争抢支配性资本、合理性与权力的场地。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的分化造成场域的多样化，因此社会空间中有形形色色的场域。他把这种分化的动态历程叫作场域的自主化过程，即单个场域摆脱其他场域的束缚和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自己固着的实质。金介甫和戴乃迭两位译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各异，导致了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的多样性，在翻译上凸显出各自场域的特点。
（一）英美文化背景场域
在《边城》部分文字的翻译过程中，英美文化背景争夺权力、支配性资本与合理性的场所，稳站在其他文化的位置之上，并分别占据戴乃迭和金介甫文化场域的主导地位，使其译作体现出在特定场域中翻译文本的历史化的主观性。分别处在不同的英美文化场域中，戴乃迭和金介甫对《边城》译介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地域文化和时代特征折射出各自场域的特点。
例1：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
金译文：Cuicui grew up under the sun and the wind…
戴译文：Wind and sun have tanned the growing girls skin…
不足10个字的一句话，戴乃迭的译文中用到了非人称主语句、指代修辞以及英国文化中“tanned skin”的意象，让一个健康、美丽、豆蔻年华的少女跃然纸上。非人称主语句是典型的英语句式，它结构严谨，言简义丰，并染上了拟人的修辞色彩。英国是个多雨的国家，几乎没有炎日，所以“tanned skin”（被晒成棕褐色的肤色）是很多人追捧的健康肤色，是健康、充满活力的象征。用“the growing girl”（成长中的少女）指代“翠翠”，暗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初长成”的少女，给人十分美好的感觉。这正是原作者沈从文想要表现的翠翠形象。戴乃迭的译文与其英国文化背景场域不無关系。英国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学作品中亦蕴含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出生于传教士家庭，接受传统英国教育的戴乃迭深谙此道。而美国文化的发展起步较晚，并且长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美国文学作品更加融会贯通。深受美国文化场域的影响，金介甫对该句的翻译直截了当，译文简练浅显，形式上与原文更为贴近。两位译者对例1句子翻译的偏差分别折射出各自的英美文化场域特点。英美文化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摆脱了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分别表现出各自历史化的主观性。
（二）多重文化身份场域
通过上文对金介甫和戴乃迭英译《边城》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分析，我们可知金介甫的文化身份除了是翻译家和汉学家，更是将对沈从文作品的热忱付诸实践的沈学家，他在翻译《边城》时更能渗透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也因此使得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更大。而戴乃迭在翻译《边城》时，并未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化底蕴进行深究，而是仅依据其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验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热爱进行翻译，她在多重文化身份上较金介甫少了对《边城》的译介尤为重要的沈学家文化身份。在对蕴含沈学思想和文化的译文的处理上，金介甫的多重文化身份支配主要权力并界定其位置的存在以及它们加诸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在其场域上摆脱其他场域的限制和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原文固有的沈学本质。
例2：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
金译文：Cuicui is so delicate， I worry that she may be suited to listening to our Chadong love songs but not the humdrum errands ofan ordinary Chadong wife.
戴译文：Emeralds so lovely. Im afraid all shes fit for is listening to our Chatong songs， not running a house like one ofourChatong girls.
沈从文原文中描寫翠翠“太娇了”，其真实意图是表现翠翠的娇弱。在辞典中“娇”表示女子可爱，戴乃迭遵从辞典将“娇”直译为英语中对应的“lovely”，未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而金介甫曾七下湖南，深入湘西，拜访沈从文十余次，向他询问并探讨译本问题，亦熟悉湘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风俗。在涵括沈学家文化身份的多重文化身份的场域下，金介甫将“娇”译为“delicate”更趋向作者的真实意图。
三、金介甫与戴乃迭的译者惯习
为突破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惯习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性，是已被结构的结构，同时也是具有结构功能的结构，也就是说，是生成和组织实践与表征的原理，这些实践与表征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明确地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操作手段为前提”。惯习特别强调个体与社会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两个维度，应当彼此关联建构。金介甫与戴乃迭两位译者在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上相互渗透，体现在不同性别译者的行为倾向性及时空体感知的译者惯习各异，并作用于二者的翻译实践。
（一）女性译者行为的倾向性惯习
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是主体检验和自我证明的竞技场。翻译行为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个体行为，一方面翻译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另一方面翻译行为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译者在进行社会现实的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渗透某些社会个体的倾向性，而女性与男性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组二元对立组成要素，意即性别差异是影响人们言语倾向性的因素之一，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性别语言”的产生。在男性主导的翻译实践中，金介甫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男性意识，在处理涉及女性的翻译上未能准确研判出其情感色彩，因而也常常不能做到将这种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女性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不以有意识地倾向女性的态度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明确地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操作手段为前提，女性个体的主体性与其所在社会的客观性相互关联建构，在带有歧视女性色彩的词句的翻译上，避免使用贬义词，而以中性词替之，且对有关女性感情色彩词句的翻译的把握更敏锐，译作呈现更为精妙。
例3：金亭，你听你那婊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她的声音！
金译文：Jingting， listen， thats your whore， singing to some merchant from Sichuan while he downs his liquor！ Ill bet my finger on it， thats her voice！
戴译文：Jingting！ Isnt that your girl singing to some fat Sichuanese while he swills his wine？ Like to bet on it？
沈从文原文中的“婊子”指的是边城的某个妓女，她“永远那么浑厚”“感情真挚”。在他看来，当地的妓女只是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糊口的技能，才选择从事身体上的交易。她们并不下流可耻，世人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她们“重义轻利”，“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的人还更可信任”。在沈从文那儿，“婊子”并不含贬义色彩。拥有女性译者倾向性的译者惯习的戴乃迭将“婊子”译为中性词“girl”，对原文情感色彩的把握更为敏锐，贴合沈从文的本意。而身为男性的金介甫对该词语的翻译则和戴乃迭产生了鲜明对比，他将原文中“妓女”直译为“whore”， 表示“娼妓”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例4：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
金译文：Her girlsbody had now completely filled out， and she had reached the age when she experienced a miracle ofnature each month.
戴译文：
She is blooming like a flower and has reached the age when each month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mysterious happens to her， making her pensive and dreamy.
金介甫因其身为男性，将女性身体的发育客观地视为一种生理变化，把原文中“身体及发育得很完全”直译为“filled out”。戴乃迭作为女性译者，因其女性译者行为倾向性的译者惯习，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通过比喻将女性的发育比作花的绽放，赋予其浪漫色彩。
（二）时空体感知惯习
时空体感知是生成和组织实践与表征的原理，这些实践与表征不以有意识地对时间表达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明确地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操作手段为前提，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翻译效果相适应。《边城》原作中对叙事时间的描述较为模糊，且多集中在文章开头。金介甫和戴乃迭对时空感知的个体主体性与社会客观性相互渗透，在译介中，金介甫强调性地翻译《边城》中历时时间的指示，具有对时空体感知更敏锐的译者惯习，戴乃迭则持对时间简洁凝炼的译者惯习。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明显且当今读者对时空的感知更敏感，金介甫的时空体译者惯习能更好地呈现了原作并带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例5：大清早，帮忙的人从城里拿了绳索杠子赶来了。
金译文：
Bright and early the next day， friends came from town， bringing ropes and carrying poles.
戴译文：Bright and early the helpers bring ropes and poles out from town.
这是《边城》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话。《边城》原文本中，可供读者捕捉的有效時间大部分出现在开首，此处便是在开首处点明了时间。上一章说到翠翠的爷爷去世后，当地人按照风俗请道士替爷爷“念经起水诸事”。这最后一章说的是第二天从城里来的人准备把爷爷抬到“那个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去埋葬”，拿了绳索杠子来“抬丧”，即“出殡”。而出殡的时辰是有讲究的，一般是在清晨，最好是在将死者下葬后天才亮，这样就表示死者已经平安“上路”，因此，这句话开首点明了时间是在清晨。因其对时空体更敏锐的译者惯习，金介甫强调对历时事件时间的指示，指出“the next day”，强调第二天的现时来临，有助于读者感知事件的时间。戴乃迭的译文中没有出现“the next day”，直接用的“bright and early”表示“大清早”，虽然更加精炼，但两相比较，金介甫的译文因其对时空指示的强调与读者对时空日益敏感的阅读习惯相契合而能使读者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四、结语
本文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出发，通过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从资本、惯习和场域及其三者关系对金介甫与戴乃迭英译《边城》进行对比剖析，研究了不同文化与社会资本及译者惯习和场域影响下的英美文化背景、女性译者行为倾向性、多重文化身份以及时空体感知的差异等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得到如下发现：译者的英美文化背景差异会导致用词及句式的惯习差异；
女性译者行为倾向性使其对原文中涉及女性的词句的情感把握更敏感，也因此翻译得更准确；
译者的多重文化身份更有助于传达原作中的文化成分，使译本与读者之间得以平等有效地交流；
对时空体感知的敏感性更契合读者对时空日益敏感的阅读习惯，有助于读者对译文中事件时间的有效捕捉。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看，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内在地决定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场域自主化，其斗争领域与惯习相遇，产生翻译实践。这样的翻译实践成为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交流方式，为英译本对比研究提供了多元化视角，以期更大程度地促进中西译界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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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沈从文作品英译的历时研究与当代传播》（项目编号：15XZW033）；
吉首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社会翻译学视角下金介甫与戴乃迭英译〈边城〉对比研究》（项目编号：20SKX19）
作者：罗玥，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商务英语；
刘汝荣（通讯作者），硕士，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语言学。
编辑：杜碧媛E-mail ：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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