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随着拜登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中美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博弈、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2期0042-16
202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摩擦不断、持续紧张，并因台湾问题而爆发严重危机。与执政第一年相比，拜登政府在执政第二年里处理对华关系思路更明确，行动更聚焦，手段更凶狠。中国保持战略定力，顽强应对美方的遏制打压，坚定反击美方的各种挑衅，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引导与塑造。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互动态势突出，对抗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战略博弈的边界尚不清晰。与此同时，在中美各自战略和双边关系的基本格局难以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两国都有意加强对双边关系的管理，增加接触与对话，提升可预测性，避免严重冲突，并寻求在一定程度上开展务实合作。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首次线下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成为2023年双方互动的核心课题，其中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将是新的一年中美双方重要的共同任务。
一、动荡与冲突的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执政第一年的外交政策重点是重振盟友关系，对华政策尚处于构想、探索和形成过程中。2022年，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的发布，以及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商务部长雷蒙多就美国对华经贸关系发表演讲，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脉络更加明晰，政策行为风格更鲜明。中方在2021年与拜登政府打交道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明确的对美政策思路，对美博弈更加坚定有力。此外，第三方因素也更加直接地作用于中美关系。总体来看，2022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
拜登政府对华基本判断是，中国对美国构成“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是美国唯一既有意图，也越来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未来十年的中美博弈将是决定性的。基于这一认知，拜登政府以战略竞争的名义对华实施外交围堵、经济施压、技术封锁、军事威慑等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推进美国“印太战略”和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脱钩断供”。
拜登政府认为印太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首要之地，因此积极实施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和行动方案。5月，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企图借此将印太地区国家纳入美国的经济轨道，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经贸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削弱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效果。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不断推进，其中美日澳三国聚焦台海的军事合作显著增强。外交上，拜登政府加大了拉拢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力度，将美国—东盟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手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打造“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并召开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发布首个“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战略”等。
美国强化对华遏制打压的另一抓手是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认为，维持对华科技优势是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保持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关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沙利文称，未来十年至关重要的科技包括与计算相关的技术（如微电子、量子信息系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新能源技术等。2022年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重点是半导体领域。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宣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定，全面限制超级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芯片对华出口，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最全面、最严厉的遏制政策。11月25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全面禁止华为等五家中企在美销售新的设备。12月中旬，美国又扩大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击范围，将中国存储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等36家科技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除了这些出口管制和市场封锁措施外，拜登政府还指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力度，防止美国对华投资导致相关技术外流。此外，美国还竭力向日本、荷兰等国施压，要其配合美国对华半导体产业的打压，日、荷两国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美国也在推动组建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芯片四方同盟”，以实现高端芯片产业链对华“脱钩”。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封锁与打压越来越受到安全因素的驱动，这使得中美“技术冷战”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加剧
拜登政府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和科技竞争的角度看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大利益，中国则坚定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积极谋求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愈来愈激烈。在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即谋求提升在台海的对华威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加大了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一是提升对台支持，二是强化对华威慑。华盛顿通过向台北派出高层级代表团传递安抚信号，同台湾开展“战略对话”讨论美台军事合作，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装备，为“台军”提供训练支持，密切美台经济联系，与台湾开展“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推动台湾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赴美建厂，等等。此外，美国积极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和存在，拉拢盟友介入台湾问题，谋求提升台湾的“国际空间”，力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作为美国亲台势力大本营的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也动作不断。数十名美国参众议员联袂访台以显示对台湾的支持。其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8月初窜访台湾，是25年来美国访台最高级别官员，中方为反击美方这一严重挑衅行为，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对美采取八项反制措施，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要取消美台官方交往限制，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身份，在未来四年内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等，这一法案等同于正式恢复美台官方关系和《美台共同防御條约》，颠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掏空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虽然在中方强烈反对下该法案最终未能被参众两院通过，但国会在12月通过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未来五年向台湾提供总额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直接贷款，并呼吁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在行政、立法部门的联手推动下，美国对台政策的挑衅性和冒险性大幅上升。中方则加大反制力度，大幅增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舰机在台海的活动，并加强对台湾海峡的管控。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呈加剧之势。
（三）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对华压力
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它不仅关系到北约东扩和欧洲安全结构的前景，也关系到世界战略格局的走向。面对乌克兰危机，拜登政府既要全力以赴对付俄罗斯，又要继续推进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既定战略，试图利用乌克兰危机服务于对华政策目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首先是要求中国站在美国一边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实施国际制裁，在未能得逞后，华盛顿污称中方事先知晓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指责中方在2022年2月普京访华期间与俄方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是在为俄罗斯提供支持。在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对俄制裁后，美国施压中国不得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不得向俄提供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宣扬“中俄轴心”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歪曲叙事，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离间其欧洲盟友与中国的关系，推动北约更多地关注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2022年6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领导人参会，并出台了新的战略概念文件，该文件首次提及中国，强调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了挑战，并对中国国防建设、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等领域横加指责。显而易见，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华盛顿竭力推动北约效力于美国对华战略博弈。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使其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向欧洲。
（四）中美沟通与交往的增加
拜登执政第一年，外交重点在于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在对华关系上，为显示其对华强硬姿态和摒弃接触政策的决心，对中國采取冷淡态度，中美沟通交往有限。执政第二年，拜登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加强对华沟通交往的重要性。在美方的邀请下，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两次通话、一次会晤。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出席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拜登执政以来的首次线下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这次会晤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气氛，推动两国开展外交、经贸领域的高层对话，开展在一些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其他高层互动包括：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会晤两次、通话一次，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两次、通话五次，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话一次、会晤两次，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通话一次，央行行长易纲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王文涛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各举行了一次会晤。与2021年相比，2022年中美外交团队的沟通交往显著增加，两国经贸团队和军方高层也首次实现了线下会晤。根据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布林肯将在2023年访华，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两年后首次派国务卿访华。
二、拜登政府多维度推进对华战略
继2021年提出以竞争为主、兼顾必要的对抗与可能的合作这一对华政策方针之后，拜登政府在2022年进一步推出了包括“投资、协同、竞争”三部分内容的对华战略，其要旨就是在国内增强实力、与盟友和伙伴加强合作、对华强化竞争。拜登政府基于这一思路实施对华战略，虽有收获，更有挫折。
在国内层面，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推进较为顺畅。一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共识，行政当局与国会亦同频共振。二是拜登政府强化美国实力的一些举措也取得进展。旨在重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生产和投资的《通胀削减法案》先后落地。于2021年11月生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在实施的第一年里，已投入1850亿美元资金，启动了6900个项目，其中包括2800个桥梁修复和更换项目。三是拜登政府继续为长期对华战略竞争提供制度支持。美国国务院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在人员配备、层级和资源上都大大超过之前处理对华事务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以更好地为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实施提供人员、工具、资源保障。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关键与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以协助制定和协调关键和新兴技术外交政策，并与美国的盟友开展合作，该特使办公室无疑是美国开展对华“技术冷战”的重要工具。美国国家安全局也设立专注对华情报活动的“中国战略中心”及“中国事务小组”，加强对华情报工作。2023年1月，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众议院决定设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针对中国经济、技术和安全发展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提交政策建议，以应对所谓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多方面威胁”。
在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层面，拜登政府竭力打造三大遏华联盟。一是经济联盟，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印太经济框架”参加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目的是要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减少对华投资，限制中国海外投资，在重要产业链上“去中国化”。2022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大幅收紧，这突出表现在半导体芯片领域；
对中国境外投资的限制不断加大，同时也在积极酝酿限制美国企业对华高技术投资；
在重要产业链“去中国化”方面正在加紧布局。例如，美印双方于2023年1月宣布正式启动“关键和新兴科技倡议”，将重点推进在半导体、量子科技、国防制造、航空航天等高新科技领域的合作，此举是为了将某些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二是外交联盟，成员包括美国的盟友和重要伙伴，目的是要抑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阻止中国通过国际机制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外交联盟的核心是“新八国集团”（七国集团加澳大利亚）。七国集团的议程越来越聚焦中国，“新八国集团”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在涉疆、涉港、台湾等问题上竭力对华施压，同时联手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机制中共同牵制中国。三是安全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以及北约，目的是在台海、南海和东海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安全联盟的核心是美日澳三边合作，三国积极加强政策协调和联合军事行动，以打造在台湾问题上对华威慑的“三国轴心”。北约也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一些北约成员企图干预台海、南海事务。
在中美双边层面，拜登政府主要着眼于获取对华竞争优势，争取中方在美方关切问题上的合作，以及管控风险。为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中胜过中国，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冲动加剧，实施前所未有的对华科技打压措施，继续维持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加征关税，不断提升在西太平洋对华军事威慑水平。为了争取中方在美方关切的一系列问题上——如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问题、宏观经济协调等——的合作，美方加大了与中方的接触力度。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双方同意在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的同时，美方又表示要管控分歧，避免和防止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竞争演变成对抗甚至冲突。中美两军高层在会晤和通话中也都强调要管控风险危机，并就海空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同意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举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但是由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导致这些两军交流活动未能实现。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与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其一，美国视中国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以竞争的名义实施对华遏制打压政策，但中国又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跨国挑战方面也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最大挑战。其二，美国基于经济和安全考虑，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科技封锁、投资限制、产业链“脱钩”等措施，在打击中国的同时，也使其自身付出巨大代价，引起美国工商界和科技界的不满与反对。其三，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实施对华遏制打压，不断强化对华军事威慑，推升两国和两军间的敌意与对抗，同时美方又表示“不寻求冲突或新的冷战”，要管控风险和危机，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务。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导致中美之間的“冷战”气氛越来越浓、政治互信越来越低、对抗的风险越来越大。其四，由于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的政治气氛极端消极、非理性，两党竞相打中国牌，国会在涉华问题上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强硬，加之拜登政府处理国内政治的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其所声称的“负责任地管理竞争”的努力。例如，2022年7月28日中美元首通话并就双边关系发展达成一些重要共识，然而三天之后，佩洛西就窜访台湾，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其五，拜登政府为阻挠中国力量的增长，积极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随美国起舞，然而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打压中国，破坏了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
其“印太战略”过分依赖安全手段，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经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侵蚀着许多国家包括其盟友的经济利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意愿。
三、中国稳健开展对美博弈
2022年，中国对美博弈延续了上一年的风格，一是坚决斗争，二是积极引导美国对华政策，三是善于调动第三方因素。
过去的一年中，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利益，中方坚决对美开展外交斗争。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方出台一系列重大反制措施。一是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制裁。二是对美采取八项反制措施：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这些反制措施使拜登政府对华外交严重受挫。三是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从8月4日到10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围六个区域组织海空实弹演习，这是1996年以来我军最大规模的对台军演，突破了所谓“海峡中线”、台湾“领海”和“领空”等概念。军演展示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实力，打击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和冒险行为发出了严重警告。
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也对美开展了有力斗争。美国长期以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不断指责中国，而中方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难以发现美国对华的网络监视和窃密行为。2022年3月，中国网络安全企业360公司发布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为达到情报收集目的，在全球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而中国是其重点攻击目标之一。360公司还首次对外界完全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境内目标所使用的代表性网络武器——量子攻击平台的技术特点，同时证明美国的网络攻击属于无差别攻击，连美国的盟友、伙伴都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之列。9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美方先后使用41种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对西北工业大学发起攻击上千次，窃取了一批核心技术数据。美方还长期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音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中方强烈谴责美方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径，要求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不法行为。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窃密的行为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强调“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机构和个人信息安全，必须立即停止”。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对美斗争，不仅向世界揭露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种种不法行为，也有利于改变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博弈态势。
对美斗争也越来越多地在多边机制中展开。一是在国际经贸领域。2022年12月14日，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美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中国代表李成钢对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提出批评，称美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操纵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在这次会议上，来自欧盟、加拿大、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也对美国提出了批评。2023年1月27日，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上，李成钢再次谴责美国是“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实施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破坏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扰乱者”。此外，针对美国在2022年10月实施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在世贸组织对美提起诉讼。二是在国际安全领域。2022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审议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美英澳强行推动在有关决议中写入修正案，意图为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中方据理力争，打掉了三国的修正案，并在机构预算决议中成功写入“机构预算的使用需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所有相关条款，重申这些条款有效性和完整性”的修正案，获协商一致通过。美英澳旨在为三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多边机制中的对美斗争，展现了中国作为国际机制和规则维护者的形象，更凸显了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与侵蚀，削弱了美国的国际道义地位。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引导美国对华政策。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的每次通话和会晤中，都围绕中方关切的问题同对方坦诚、深入地沟通。在2022年3月18日的视频通话中，习主席强调美方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要兑现拜登关于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在7月28日的通话中，习主席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11月14日的会晤中，习主席系统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以及中方原则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求美方将拜登关于“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的承诺落到实处。除了元首外交外，中方也通过其他高层交往引导美国对华政策走向。例如，在两军高层交往中，中方重点强调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在7月9日王毅与布林肯的会晤中，中方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既敦促美方解决中方的重要关切，又引导两国关系朝着增加合作的方向发展。在为两国元首首次线下会晤的筹备工作中，中方积极推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并主张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强调，“有了原则，才有方向，有了方向，才能妥处分歧、拓展合作”。
面对中方引导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努力，美方的反应虚多实少。虽然2021年9月成立的中美联合工作组在解决双边关系具体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美方在对华关系上总体缺乏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拜登政府似乎满足于以空洞的承诺和表态来应付中国。例如，在2022年3月18日中美元首通话中，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在11月14日的巴厘岛会晤中，拜登除了重申上述承诺外，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然而，结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可以看出拜登的表态纯属口是心非。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大而活跃的对华强硬势力，而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应对国内政治挑战的能力较弱，因此美方缺乏意愿和能力与中方相向而行，无法以实际行动推进双边关系的改善。
2022年，中国在对美博弈中继续调动第三方因素。尽管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中俄关系仍然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两国高层交往密切，两军合作继续推进，两国经贸关系创新高。在中方的努力下，中欧关系在波动中趋稳向好。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中共二十大后访华，传递了德国在经济上不与中国“脱钩”、在政治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信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中国之行中，表达了要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意愿。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对沙特的访问提升了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水平。202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执政后，中澳关系出现改善契机，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有望重回正轨。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的中国之行推动落实中伊全面合作计划，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实施全面对华打压政策的大背景下，中方积极调动第三方因素，有利于维护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拓展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空间，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效抵制美国的战略压力。
四、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遏制打压为对华政策主旨的战略设计在理念上不断强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针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变化，中国也不断调整对美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相互认知越来越负面，针对对方的叙事越来越消极，行为上的对抗倾向越来越突出，走向恶性循环的趋势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中美战略竞争和对抗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结构性因素的驱动。在国际层面，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利益分歧和冲突在进一步发展；
在国内层面，两国国内政治演变强化了负面的相互认知和对抗性行为偏好。在结构性因素刺激下越来越紧张的中美关系还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愈来愈多的国家感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压力，在立场选择和利益权衡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思维指导下，美国不断限制在经济、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对华关系，不断加剧在外交、军事领域与中国的对抗。在仅仅数年里，中美两国几十年形成的总体双赢的互动模式转化为双输模式，彼此都没有从近年来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且还在继续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持续推动“脱钩”与对抗，对华施加经济、政治与安全压力，中国坚定而顽强地抵御來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走向严重冲突的风险。由于趋势性和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显著改善中美关系是不现实的，真正迫切的任务是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脱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抗。明确这个边界将为管理日趋棘手的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框架：它赋予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分寸感，并增加整体关系的可预测性。
对中美博弈边界的探索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对事件与危机的处理总结经验，二是通过政策和战略对话获得启示。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所引起的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紧张，表明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上不能突破底线的重要性。2023年2月美方对中国气象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空域反应过度，给双边关系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冲击，凸显了在处理意外与偶发事件时保持冷静、在国内压力下行为克制的重要性。此外，评估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技术“脱钩”、封锁的成本与效用，也有助于美方正确认识其在对华经贸领域采取单边强制性手段的限度。而持续和高质量的政策与战略对话有助于两国就如何处理这一极端重要而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形成原则共识。这一对话应基于以下基本认知：两国在经贸和人文领域不可能完全“脱钩”；
中美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一方不可能完胜另外一方；
两国在众多领域有合作与协调的必要；
防止发生重大冲突符合双方的利益；
其他国家主要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处理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选边站不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偏好。对话达成的共识将使双方更好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交往与限制、对抗与妥协等。政策与战略对话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政府层面的对话问题意识更强，更有实质性；
1.5轨或2轨对话能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有研究和学理支撑，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之间常态化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政策与战略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五、结语
动荡与冲突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这一关系经历重大结构转型所带来的震荡效应。两国关系告别了以合作共赢为基调的模式，随着战略博弈的激化，它带有越来越多的“冷战”特征，然而又不可能是“冷战”的简单重演。时代条件和两国关系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美之间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关系模式。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不会自动生成，它需要双方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作出共同努力，而这一过程将极大地考验双方的政治魄力、远见与智慧。就当下来说，认识到这一探索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尽快开启这一进程，至关重要。
【完稿日期：2023-3-8】
【责任编辑：肖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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