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鹏 王 蓉
（沈阳化工大学，沈阳 110142）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42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同时兼论金融风险与地方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新冠疫情冲击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且具有时间动态效应。第二，地方性商业银行受疫情冲击影响更大，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收益率在疫情冲击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两项指标水平越高的商业银行，其违约风险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程度越小。第三，地方性商业银行违约引致金融风险外溢形成地方财政风险，而地方财政状况的恶化会进一步导致金融风险形成累积效应。本文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从监管部门、商业银行和地方财政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为商业银行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规避金融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21世纪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特别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产生一系列溢出风险，严重威胁金融稳定。受新冠疫情影响，实体经济遭到重创，企业和个人还款能力下降，导致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上升。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作为实体经济间接融资的主要媒介，对溢出风险反应最为敏感。当商业银行违约引致的金融风险加重时，政府往往会采取救助措施，造成政府债务和财政成本上升，从而金融风险有可能扩散形成财政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发展，政府财政对金融系统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财政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金融风险。本文在研究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的同时，分析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反馈循环，对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缓解违约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目前，从新冠疫情冲击与银行业违约风险的相关性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发现新冠疫情引发银行业违约风险提升。如郭红玉等（2022）利用EVT-copula方法，构建时间序列门槛模型，论述了新冠疫情冲击使得银行风险承担明显增加，主要表现为银行利息差收窄，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吴婷婷和朱昂昂，2020），且中小银行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更易引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钟震和郭立，2020；
许振慧和何德旭，2020；
胡滨和范云朋，2020），尤其对城商行和农商行等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程度更深（何诚颖等，2020）。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疫情冲击能够促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与银行业发展相互碰撞，给银行业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肖宇等，2020）。有关新冠疫情冲击引发银行业违约风险传导路径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冲击导致企业被迫停工停产，生产经营活动遭到重创，负债水平上升（De和 Gomez，2020），企业还款能力不足，为维持企业运转，借款需求增加，企业杠杆水平提升引发企业违约风险（郭晔等2022）。同时，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盈利能力，现金流等大幅下降，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FSB，2020；
Vidovic.L，2020）。
总体来看，有关新冠疫情冲击与银行违约风险的研究成果较多，为本文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现有文献肯定了疫情冲击对银行违约风险的短期影响，少有关注时间动态效应。另一方面，已有研究重点论述了企业违约和银行内部传导机制，忽视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异质性研究。李琪等（2016）提出在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承担研究时，应对异质性商业银行实行动态化和差别化的审慎管理，商业银行规模、资本充足率、盈利水平等差异是否会影响疫情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程度，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可能的贡献是：一是实证研究疫情持续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的时间动态效应，全面解释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变化轨迹。二是分析银行异质性在疫情冲击中的影响程度差异。三是兼论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从财政层面提出化解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新冠疫情冲击与商业银行违约风险
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合约双方并不能全面考虑到所有复杂的不完美因素。在贷款行为发生后，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企业和个人因为还款能力不足而不得不选择违约。从企业层面看，产品需求减少造成企业经营收入下降，但租金、贷款等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在企业经营收入减少和经营成本增加的双重冲击下，企业净利润急剧下滑，同时企业融资约束收紧，现金流趋紧，无法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引发贷款违约。从个人层面看，企业员工面临失业和降薪，导致收入下降；
信用卡套利、过度消费、高度负债等非理性消费行为引致债务链连锁反应，最终将风险传导至商业银行，引发个人贷款违约。此外，根据外生冲击理论，新冠疫情冲击造成悲观社会预期，企业面对经营悲观预期，投资下降；
个人面对收入悲观预期，消费支出降低，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状况，风险持续外溢至商业银行。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基础稳固，经济发展具有弹性和韧性，国家针对疫情出台了大量扶持实体经济政策，也落实了商业银行允许贷款人延期还款的举措，社会预期不断回暖。企业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投资需求开始增加；
居民收入情况逐渐缓解，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回温。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下，实体经济低迷状况开始好转，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得以缓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说1：新冠疫情冲击加大了商业银行违约风险。
研究假说2：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具有时间动态效应。
（二）新冠疫情冲击与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异质性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二是地方性商业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商业银行的类型不同，其客户结构、经营业务、风险承担能力和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大型商业银行的客户主要以国有企业等大型企业为主，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以中小微企业为主（郭品等，2015）。大型商业银行监管更严格，经营业务规范，拥有庞大稳定优质客户源，面对新冠疫情冲击，风险承担能力更高（Beltratti，2012；
高智贤，2015）。地方性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因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干预，其经营业务规范性相对不足，而客户又以广大中小企业为主，因此其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因此，提出研究假说3a。
研究假说3a：新冠疫情冲击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程度更大。
③教师设计一个基于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包括如何建构学习社区，如何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如何设置项目活动中的角色扮演，等等，目的是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学习和集体智慧的发展。比如在教学异步电动机的正转和反转控制电路时，将某一班级学生分成两小组，一个小组学生充当教师的角色，提出问题：异步电动机的正转和反转控制中应考虑实施哪些保护？另一个小组学生通过协商给出保护措施的答案，同时，两个小组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
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是衡量银行自身抵御风险的重要指标。新冠疫情冲击导致企业和个人信贷违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加，资本充足率越高的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冲销不良贷款的能力越高，违约风险受疫情冲击程度更低。资产收益率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盈利能力，是补足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指标，是抵御风险的重要保障。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商业银行利润下降，资产收益率越高的商业银行经营收入计提损失拨备能力和以利润核销不良贷款能力越强，违约风险越低。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b。
研究假说3b：商业银行在面对新冠疫情冲击时，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收益率发挥调节作用。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准确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42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6家国有商业银行、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28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包括城商行和农商行）。本文将2019年第四季度视为新冠疫情冲击时间，2018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为事件冲击前的对照时间，202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为事件冲击后的实验时间。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
表1 商业银行选取范围
（二）研究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学术界在衡量商业银行违约风险时，一般将不良贷款率作为重要指标（Gonzalez，2005；
李淑萍，2020）。不良贷款因借款人还款能力不足导致贷款违约形成，这与新冠疫情冲击造成银行违约风险的传导路径一致。因此本文选择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衡量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违约风险程度。另外，本文借鉴Teresa（2008）的方法，利用Z值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代变量。
2.解释变量。本文通过准自然实验法研究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因此主要采用虚拟变量法构建双重差分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根据Dell等（2014）和汪莉等（2019）的研究，选取商业银行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来减弱银行异质性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包括资产收益率（roa）、成本收入比（cir）、贷存比（ldr）、资产规模（agr）、资产负债率（lev）、资本充足率（car）和非利息收入比（nni）等指标，分别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水平、成长能力、杠杆水平、资本充足水平和收入结构。变量定义和测度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与说明
（三）模型设定
其中，下标i表示银行个体，t表示时间。NPL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Treati*Periodit为实验组冲击效应虚拟变量，α1为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冲击效应。roa、cir、ldr、agr、lev、car、nni均为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此外，模型中加入稳健标准误，以减轻异方差影响。
为了研究资本充足率、资本收益率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交乘项为重点关注变量，其系数α1衡量了调节变量对新冠疫情冲击的缓解作用。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3可知，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代理变量不良贷款率最大值为3.96，最小值为0.29，说明不同银行之间的违约风险存在明显差异。另外，解释变量、特征变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明本文所选择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等指标能够较全面描述新冠疫情冲击对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表4第（1）列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Treati*Periodit的系数为0.09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疫情发生后的处理组比疫情发生前的控制组商业银行违约风险显著提高。为消除银行个体特征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在第（2）列至第（8）列逐步加入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Treati*Periodit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新冠疫情冲击提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引发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结果与研究假说1一致，即新冠疫情冲击提高了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在控制变量中，除资产收益率（roa）、非利息收入（nni）不具有显著性外，其他变量均具有显著影响。资本充足率（car）显著为负，说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越高则违约风险越小。成本收入比（cir）与贷存比（ldr）为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与流动性水平的反向指标，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和流动性水平越高，其违约风险越小。资产负债率（lev）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杠杆水平与违约风险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2.平行趋势检验。由于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前提是处理组与控制组在事件发生之前具有“平行趋势”，即在新冠疫情冲击前后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程度的演变趋势应该是相近的。在回归中加入新冠疫情冲击的虚拟变量，以追踪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逐季度影响。图1绘制了95%置信区间水平下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发现疫情冲击前的估计值普遍为负且不显著，而疫情冲击后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一方面，说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另一方面，也表明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3.时间动态效应分析。表5为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变量postyq1-postyq8分别代表新冠疫情外生冲击发生后的第一季度至第八季度。总体来看，短期内疫情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更大，长期影响趋势变小。具体来看，postq1回归系数为0.112，且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疫情发生后的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上升幅度持续扩大。这与实际情况吻合，疫情发生后，大范围社交隔离使企业停工停产，居民收入下降，还款能力不足，考虑到不良贷款为贷款逾期无法偿还90天后才会被归入银行不良贷款，因此银行违约风险在第三季度达到最高。从第四季度开始，疫情冲击对银行违约风险影响幅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面对疫情发展，各级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商业银行、企业等积极出台措施缓解疫情冲击对企业和家庭的影响，实体经济逐渐恢复，银行违约风险受到疫情冲击也随之减弱。可以看到虽然在疫情发生后第六季度疫情冲击影响程度有所上升，但不影响增速趋于平缓的趋势。可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境外输入和本土局部区域疫情时有反复，使得疫情冲击对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程度具有波动性。这较好验证了研究假设2。
表5 时间变化趋势
4.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将新冠疫情发生的时间提前三个季度，以构建虚假冲击时间变量（Wrong_Treati*Periodit），进行安慰剂检验。即将2019年第一季度设置为虚拟处理效应发生时间，考察商业银行违约风险是否出现显著变化。第二，更换被解释变量，即以Z值（Zscore）作为替代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可以看到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控制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后，Treati*Periodit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第三，考虑高阶固定效应，即将“时间银行类型”的高阶联合固定效应引入实证模型，以尽量解决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Treati*Periodit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第四，考虑到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以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并进一步采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回归，Treati*Periodit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表6第（1）列至第（4）列各项稳健性结果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表6 稳健性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借鉴连玉君（2008）做法，利用Bootstrp法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地方性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且地方性商业银行回归系数高于另外两类商业银行，说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程度具有差异性。国有六大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客户比较稳定且多为国企，在疫情冲击下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依靠“政府隐形担保”和“大而不倒”的特性，面对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将风险分散给政府及其他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较快，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政策调整，不断优化业务结构，除了信贷业务能够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发展其他业务，获得非利息收入，减少自身信贷违约风险。地方性商业银行客户多为疫情中受到更大冲击程度的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由于经营收入和产值的缩减，偿债能力也随之下降。从业务结构上看，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以信贷业务为发展重点，而新冠疫情主要冲击其信贷业务。此外，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是城商行和农商行等，自身发展受限，因此抵御新冠疫情冲击能力不足，受到疫情冲击程度更严重。这与本文假说3a一致。
表7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探究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是否具有调节效应。表8第（1）列和第（2）列为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调节效应估计结果，交互项Treati*Periodit*car、Treati*Periodit*roa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资本充足水平越高、盈利能力越好的商业银行在新冠疫情冲击期间产生的违约风险越小。资本充足率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银行指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与否严重影响着信贷行为，进而影响违约风险承担能力，资本充足水平不足受到外部性冲击程度越大。新冠疫情冲击提高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当资本充足率处于较高水平时，冲击效应将会得到缓解。资本充足率较高不仅能够缓解疫情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信贷业务的影响，还能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另外，资产收益率是衡量资本收益水平的重要指标，面对新冠疫情冲击，资产收益率高的商业银行能够迅速补足资本充足水平，缓解违约风险，与假说3b一致。
表8 调节效应结果
金融风险财政化和财政风险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封闭回路模式，即反馈循环。根据马恩涛（2020）的研究，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的相互传染主要通过政府作为金融系统“安全网”提供者这一路径。当银行债务发生问题时，政府会为其提供显性和隐性担保来承担银行债务，进而提高财政成本。此外，由于在银行资本中，政府债券往往占据相当一部分比重，导致政府在银行业危机期间采取逆向资产价格策略，加大政府救助成本，因此金融风险传导致财政风险（李伟等，2018）。而一旦发行政府债券的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政府债务的违约导致大比重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产生损失，财政风险进一步加重金融风险（王龑，2019）。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呈现出一种交互模式。当商业银行出现违约风险时会外溢至财政领域，财政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金融风险形成累积效应。因此，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能忽视地方财政视角，即打破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
上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冲击提高了商业银行违约风险，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尤其对地方性商业银行影响程度更大。针对这种情况，打破金融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地方性商业银行一直是地方政府重点支持发展对象，地方性商业银行既能对当地税收作出贡献，又能够增强地方财政的区域经济调节能力。因此，地方政府会采取倾斜性、排他性的政策来保护地方性商业银行，导致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相互依赖性（张甜等，2022），这种相互依赖性加剧了金融风险与地方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打破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有利于地方财政与地方性商业银行形成良性互动，化解新冠疫情冲击商业银行产生的金融风险。此外，新冠疫情主要通过冲击实体经济使得企业和居民偿债能力下降，致使商业银行违约风险上升。实体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相辅相成，提高地方财政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化解风险，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直接作用于形成与地方商业银行良性互动的形成。
本文利用我国42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冠疫情冲击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新冠疫情冲击导致企业和个人偿债能力下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引发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第二，疫情持续冲击对我国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程度具有时间动态效应。第三，新冠疫情冲击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违约风险影响程度更大，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收益率作为抵御和缓解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关键指标，在新冠疫情影响商业银行违约风险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第四，金融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间存在反馈循环机制，即当金融业出现风险时会外溢至财政风险，财政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金融风险形成累积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3方面政策建议：
（一）金融监管层面
第一，完善金融风险应急方案，做到权责明确、分工灵活，以备在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部门能够积极响应，降低外部冲击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违约风险。第二，注重化解银行违约风险的政策衔接。金融监管部门依据疫情发展有序分批次进行调整，避免政策“急刹车”引发金融风险。第三，充分发挥监督管理作用。严格按照监管标准执行监管法规，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达到指标要求；
对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的防控和化解不能采取“一刀切”管理，要充分考虑银行的异质性，加强地方性商业银行经营规范性。综合运用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等监管指标建立灵活审慎监管体系，提高各类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商业银行层面
第一，完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根据银行个体特征建立压力测试体系，积极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动态识别银行违约风险，及时制定防范化解风险政策。第二，提高信贷管理能力，商业银行应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识别潜在不良客户，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分类识别违约客户，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且信用良好的企业，应当建立灵活的还款机制，对于信用良好的个人客户，银行可以适当放宽还款期限，使企业和个人度过还款困难期。第三，提高抵御风险水平，不断扩展业务渠道、优化业务结构、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寻求盈利新动能，提升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尤其是地方性商业银行要不断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三）地方财政层面
第一，提高地方财政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新冠疫情对住宿餐饮、旅游娱乐、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依赖人口流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更大，地方财政要降低这些行业的税收负担、运营成本。面对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适当给予税收扶持，保证实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源头上化解商业银行违约风险。第二，打破金融风险和地方财政风险间的反馈循环，减少对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过度干预，避免地方商业银行成为“准财政工具”。另外，要尽快建立地方商业银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划清地方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推进地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完善风险控制体制，增强信贷业务决策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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