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关键路径分析及干预对策

时间:2023-06-26 18:00:03 来源:网友投稿

张 舟,李晓娟,林明超

(福建农林大学 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E-mail:57243753@qq.com)

建筑业是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1],建筑安全事故严重影响施工工期,造成高额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危害。汇总并整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数据,可发现2010~2020年全国安全事故数量和事故伤亡人数总体趋势相同,且呈“W”型分布[2](见图1)。其中,2020年的数据相比2019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最低点 2015年,由此可见施工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研究表明,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3]。因此,对建筑工人的行为进行安全控制对建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1926年,事故频发倾向理论是首个定性研究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理论[4]。Bandura[5]交互作用理论的“双向作用模式”主张行为受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影响,因此不安全行为是社会环境、物质环境和人的恶性循环的结果[6]。生产事故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模型显示,人因事故率超过所有事故的85%[7]。为控制煤矿业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行为安全理论自 2005年起逐渐引入煤矿安全管理的研究领域[8]。李磊等[9]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对 16个与不安全行为相关的二级影响因素进行了重要性分析,结果表明,外部因素中家庭因素和内部因素中心理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其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之后,多位学者[10,11]针对显著影响因素设计了各自的方案,用于识别和预警煤矿人员的不安全行为,旨在提高煤矿闭环安全管理的效率。随着煤矿业最初的大需求到现在的供需平衡状态,其增速明显下降。建筑业作为 GDP的支柱产业,逐渐替代煤矿业成为各大资本的新宠,由此实现了短期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频发的安全问题。自 2005年以来,与建筑领域不安全行为相关的论文数量逐年递增,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的研究趋势也在逐年增加[4]。叶贵等[12]使用解释结构模型构建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四阶致因模型,最终从国家、企业和工人3个层面分别提出管理措施。部分学者进一步运用SD模型[13]、BP神经网络[14]、时空图卷积网络[15]等方法,从内因和外因的多维视角构建了不安全行为预警指标体系,经过全面的数据训练最终打造了具有可执行性、高精确度和信息化的不安全行为干预系统。

我国国情决定了煤矿业先于建筑业发展,因此现存的不安全行为研究理论主要运用在煤矿业,而对建筑业人员不安全行为的研究较少。同时,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研究单方面侧重关于外部因素(环境)对内部因素(个体)的影响,但研究[16,17]显示,精神支持(内部因素)相较于物理支持(外部因素)更能显著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安全意识,进而减少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概率。然而,目前关于内部因素(个体)之间关联性分析的研究较少,当下建筑企业对工人不安全行为的防范缺乏针对建筑业的理性分析和理论支持。因此,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实际项目的收集和大样本数据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论证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机理并判断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程度,为满足建筑企业管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1.1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模型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是指建筑工人在作业过程中不遵守安全规范的现象。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本质是建筑工人自身的意识、能力、认知等内在因素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进而导致错误判断、错误决策和违规操作,最终造成严重后果。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模型的研究实质是关注自身因素的影响;
同时,使用不安全行为个体影响发生机理模型可以更精确地定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叶贵等[18]在对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的研究中,确定了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核心因素: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和安全认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机理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模型假设

1.2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研究假设

基于机理模型做出以下假设:

H1:安全认知和安全意识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

H2: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识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

H3: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

H4:安全认知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

H5:安全能力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

H6:安全意识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

H7:安全认知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H8:安全能力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H9:安全意识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H10:安全服从行为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2.1 问卷与量表设计

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七分制量表,调研对象对问题的认同度越高,得分越高。考虑到工人群体的特点,在保证问题专业性的前提下,题项设计也更贴近工人群体的实际工作内容。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有关实际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作为补充,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方法归纳补充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指标。借助知网平台的高级检索功能,共识别“人员不安全行为”相关文献1146篇,“人员不安全行为”和“建筑”相关文献118篇,“人员不安全行为”和“建筑”和“控制”相关文献 50篇。总结分析上述文献的研究结论,提取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指标

2.2 问卷数据分析

问卷以不同项目、不同工种的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为调研对象,并通过网络渠道发放。第一部分收集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以评分的形式收集调研对象对自身不安全行为的判断,最终回收201份。

(1)样本构成。对问卷数据进行分类汇总(见表2)。调研结果显示,男性约占93.5%,数量远高于女性;
调研对象在各学历阶层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约占58.2%;
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青年群体,分别占44.3%和33.3%;
各工种的员工人数相对均衡,其中5年以下工作经验约占69.2%。问卷调研数据符合我国建筑工人的普遍性和复杂性特点[7]。

表2 调研对象信息统计

(2)信度分析。信度分析是指用同一方法重复测量同一对象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常用 α系数(Cronbach"s Alpha)这一指标衡量。为保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α系数必须大于0.7才能进行后续分析。本文采用SPSS 22.0软件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的5个变量进行检验,具体数值如表3所示。计算结果显示问卷的α系数均大于 0.8,参考表4的信度检验标准范围,表明问卷收集的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3 变量的α系数结果

表4 信度检验标准

(3)效度分析。效度分析用来检验问卷设计的有效性和准确程度,反映测量数据和实际情况的匹配程度,常用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Sig.<0.05(即P值<0.05)且KMO值越高,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本文采用SPSS 22.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检验,表5的结果显示Sig.(P值)为0,KMO值为0.903,效度检验标准(见表6)说明问卷满足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可行性,符合效度要求。

表5 KMO与Bartlett检验结果

表6 效度检验标准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一种基于协方差矩阵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元统计方法,常运用AMOS(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软件的可视化模块快速实现,最终输出具有良好拟合指标的最佳模型[22]。模型构建及分析的步骤如下:根据问卷数据建立有效的原始数据文件,依据模型假设构造结构模型,同时进行拟合检验和模型修正,直至拟合指标达到标准;
检验模型的标准化路径关系,判断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计算结果变量的效应值,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预防对策。

3.1 模型构建与拟合度评价

以问卷数据为建模基础,利用AMOS 22.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变量关系及相关路径系数如图3所示;
同时,使用该软件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拟合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所需的主要绝对和相对拟合指标均达到模型适配标准,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图3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结构方程模型

表7 模型拟合结果

3.2 研究假设检验判断

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显著通常用标准化路径系数表示,路径系数的大小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成正比;
研究假设是否成立由P值大小决定,如表8所示。

表8 模型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

由表8可知:安全意识和安全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β=0.358,P<0.05),假设 H1成立;
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β=0.560,P<0.05),假设H2成立;
安全能力和安全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β=0.520,P<0.05),假设H3成立;
安全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β=0.321,P<0.05),假设H4成立;
安全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β=0.240,P<0.05),假设H5成立;
安全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安全服从行为(β=0.218,P<0.05),假设H6成立;
安全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β=0.197,P<0.05),假设H7成立;
安全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β=0.330,P<0.05),假设H8成立;
安全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β=0.222,P<0.05),假设H9成立;
安全服从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安全参与行为(β=0.232,P<0.05),假设H10成立。

3.3 潜变量之间关系计算与分析

3.3.1 潜变量效应值计算

潜变量之间的影响系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表示。其中,最重要的总效应反映了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总和。根据表8所示的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可得到在 5%水平上显著的不同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值,具体数据如表9所示。

表9 路径模型效应值计算表

参考Cohen[23]总效应值分类规则,划分为3个等级:影响程度小(0.2以下)、影响程度中等(0.2~0.3)和影响程度大(0.3以上)。由表10可知:安全认知对安全服从行为的影响程度大,总效应为 0.321;
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识对安全服从行为的影响程度中等,总效应分别为0.240和0.218。安全能力对安全参与能力的影响程度大,总效应为0.386;
安全意识、安全认知和安全服从行为对安全参与行为影响程度中等,总效应分别为0.273、0.271和 0.232。以上数据表明,安全认知是影响安全服从行为的直接关键因素;
安全能力是影响安全参与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安全能力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安全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影响安全服从行为间接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3.3.2 潜变量关系强弱评价

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是一种用于确定复杂系统中模糊因素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以潜变量之间的总效应为关系强度,基于DEMATEL原理,运用Matlab R2020a软件建立变量影响矩阵,分析模型中各潜变量的逻辑关系和直接影响关系,计算各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度及被影响度,从而得到各变量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最终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各变量在模型中的地位。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程度表

由表10可以看出,安全能力对其他变量的综合影响程度最大,影响度数值为 8.619;
其他变量对安全参与行为的综合影响程度最大,其被影响度数值为 5.692;
安全能力的中心度数值最大,为13.863;
在因果关系中,安全能力和安全参与行为在正负区间内的极值最大,分别为3.375和-5.692。综上所述,在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安全服从行为直接影响安全参与行为;
安全能力作为原因变量,更大地影响其他变量,因此,安全能力是影响安全参与行为最全面的因素。遵循“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认知”的提升顺序策略,可以有的放矢地保障建筑工人安全。因此,优先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能力能最有效地提高建筑工人安全参与行为发生的频率,最终降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概率。

4.1 发生机理

综合实验假设和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图4所示的关键路径机理模型。

图4显示5条路径:路径一:安全能力-→+安全参与行为-→-不安全行为;
路径二:安全能力-→+安全服从行为-→-不安全行为;
路径三:安全能力-→+安全服从行为-→+安全参与行为-→-不安全行为;
路径四: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认知-→+安全服从行为-→-不安全行为;
路径五: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认知-→+安全服从行为-→+安全参与行为-→-不安全行为。

图4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关键路径机理模型

4.2 干预对策

(1)安全能力是 3个过程变量中遏制不安全行为最有效的原因变量,对提高安全管理绩效起着重要作用。安全能力通过直接或间接效应影响安全参与能力,贯穿了施工人员不安全行为影响的全路径,总效应达到 0.386。这是因为安全能力是建筑工人输入工程知识并输出安全经验,最终达到安全目标的中继节点。因此,提高安全能力应加强上岗前考核。一是坚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硬性安全考核,不仅要落实各工种的新上岗与转岗考核,还要做到假期复工考核,不合格者禁止上岗作业;
二是鉴于我国建筑工人的普遍性特点,在各工种作业前应强制加强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减少误操作的可能性。

(2)安全意识其总效应值为0.273,仅次于安全能力。而且,安全意识承接安全能力,对接安全认知,说明具备承上启下的作用。培养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坚持开工前的安全会议:强调作业内容、落实技术交底、留意危险源,班组长做好图文记录;
二是落实“三级”教育,落地公司教育、项目部教育、班组教育,标准化建筑工人的安全作业流程。

(3)安全认知的总效应值为 0.271,稍弱于安全意识,它直接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认知,应从情绪、态度等角度出发。一是加强安全巡查:不仅需要及时制止违章作业等行为,还需要关心建筑工人的生活状态;
二是对屡次违章作业、不顾他人安危的建筑工人予以辞退。

(4)安全服从行为受安全能力和安全认知的同步影响。因此,控制建筑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可以从完善奖惩制度开始。对于不按标准流程作业、危险作业等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适度的经济处罚,违规上岗或造成严重损失的予以辞退;
对规范作业的建筑工人进行津贴激励,发现并制止进一步损失的给予荣誉表彰。

(5)安全参与能力作为最直接影响不安全行为的结果变量,对其采取控制是以最低成本改善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可控手段。基于我国建筑工人群体复杂性的特点,企业在通过对建筑工人进行强制性安全教育培训来提高安全能力的同时,应适当利用奖赏,以较低的成本鼓励工人参加企业内的安全相关比赛和讲座,进一步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的效果。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问卷调研的数据收集方法,运用SEM与DEMATEL的计算模型,从个体角度研究了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认知、安全服从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5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程度,依据该数据确定了以安全能力和安全参与行为为关键因素的不安全行为关键路径机理模型;
根据实验假设和关键路径机理模型,提出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干预对策。结果表明:安全认知对安全服从行为的影响直接且最大,安全能力是直接和间接影响安全参与行为的关键因素,总效应值分别为0.321和0.386;
以安全能力为源头、安全参与行为为终点的致因路径是最有效控制不安全行为的路径,即优先对安全能力和安全参与能力采取干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概率;
遵循“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认知”的提升顺序策略,可以确保干预对策实施效果的最大化。然而,本文仍存在局限性:未考虑建筑工人的心理接受程度,干预对策的实施可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纳入与建筑工人心理接受程度相关的测量指标,以便更好地促进不安全行为研究从理论到实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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