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彤 刘淑兰
摘 要：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途径，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意义重大。共同富裕是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目标导向，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当前，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仍面临着城乡文化资源共享不畅通、服务供需不对等、主体分布不均衡以及交流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这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物质要求、实现路径及制度要求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在共同富裕导向下，应从活化文化资源、优化供需体系、强化队伍建设、深化协作机制等方面入手，以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
城乡文化融合；
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渐进共富，其中包括城乡间文化各要素的互联互通，催生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既有助于释放文化价值、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也有助于激活城乡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从而凝聚起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
一、共同富裕与城乡文化融合的内在关联
保障城乡个体之间平等地享有文化资源、自由地参与文化生活，推动构建城乡文化共同体，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城乡人民群众精神富足与平衡发展的实现程度是共同富裕重要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从整体上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共同富裕是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目标导向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不断凝结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践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相关论述中渗透的共同富裕思想，为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本身，在此基础上才能从事其他活动；
同时还提出了“真正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联盟的所有成员共同规划，以充分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和发展他的全部实力”[3]。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同体”的论述，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他们共同创造的利益”，形成共建共享的理想状态，这一“共同体”状态塑造了共同富裕的主体结构，能够调整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在文化建设领域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能够最大程度整合城乡间的要素，重构文化联系，充分保障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平等地享有文化权利，促成共建共享的理想状态，以加快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
其次，以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是一个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认同的目标。要想让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为人民大众广泛接受，除了能够满足其普遍利益关切，还要将奋斗目标的具体提法与民众习以为常的语境相契合[4]。只有民众广泛认同，才能发挥凝聚共识、团结群众的积极功能。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蕴涵“天下大同”“均平扶弱”等共富的思想，早期农家的“并耕而食”、儒家的“大同”等，都是其追求理想社会的集中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5]。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正好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得到以民族性为基础的“集体意识”支撑，能为群众所理解、接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转化为行动力，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物质富裕，更要精神富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富裕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要实现共同富裕亦需要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6]。要形成文化形态价值引领的反作用，推动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在于推进城乡文化融合，形成一种和谐的价值观与良性发展机制。城乡文化融合是将城市和乡村当作一个共同体，通过文化资源、文化主体、资本、权力、市场、信息重构城乡文化联系，以实现城乡文化在空间、产业、服务上的融合。
首先，城乡文化空间融合延伸共同富裕广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而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则是其重要体现。诚然，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乡村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二元思维造成的，打破二元结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空间上的融合，促进各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此外，城乡文化将在空间融合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重构自身独特的体系和结构。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最强的精神黏合剂，积极推动城市更新与乡村同步发展，立足文化空间融合实现城乡文化共建共享，从而拓宽实现共同富裕的覆盖面。
其次，城乡文化产业融合激发共同富裕动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8]。这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国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城乡文化产业融合以利益互联为基础，实现城乡文化共建，增强以城促乡的内生动力。城市优厚的物质基础与乡村丰富的乡土资源结合，在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有利于推动城市经济结构改革，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城乡文化高质量发展，激发共同富裕的文化动能。
最后，城乡文化服务融合凝聚共同富裕合力。当前，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十一五”启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来，通过以城带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而将文化下乡与进城协同等文化服务融合起来，既能加速城市文明下乡的进度、加深城市文明进村的程度，同时又能提高优秀乡土文化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力及服務功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文化成果共享，从而加强共同富裕的合力，真正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共同富裕导向下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党中央对统筹城乡文化提出相关政策并逐步落地实施，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但仍面临着城乡文化资源共享不畅通、服务供需不对等、主体分布不均衡及交流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这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物质要求、实现路径及制度要求等方面存在差距。
（一）城乡文化资源共享不畅通，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不一致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在于“共享”和“富裕”，既注重过程，也注重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享有、渐进富裕。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文旅部亦制定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管理暂行办法》，为促文化资源共享提供了行动指南。但基于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城市和乡村生产生活的差距逐渐拉大，乡村享有的文化资源与城市相比尚不完全同步，城乡文化资源的开发和配置仍存在鸿沟。
一方面，城市的文化资源相对丰厚，而且大多已被充分挖掘，能够满足各年龄段、各职业以及各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而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文化资源极为短缺，有些乡村具有良好资源禀赋，但由于缺少经费与机遇最终没有被开发，乡村文化活动尚无法有效开展，更无法形成文明建构力量对乡村辐射范围以外的区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部分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形式较单一，仅通过书籍和年长者的讲述对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传播范围有限，保护难度较大，不利于文化资源共享。文化共享能力不足造成文化资源在区域间的失衡，成为从物质富裕走向精神富裕的掣肘，与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不一致。
（二）城乡文化服务供需不对等，与共同富裕的物质要求不符合
共同富裕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基础为支撑，而充足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物质要求，具体体现为设施的完善与内容的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建设投入平稳增长，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基本建立。截至2020年末，全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服务中心575384个，有2578个县（市、区）建立文化馆总分馆制，2397个县（市、区）建立图书馆总分馆制，建成分馆数量均超过2万个[9]。
诚然，在一系列文化工程的推动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与共同富裕的物质要求相比，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差距。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投入产出失衡、质量效率不高的问题。一方面，相比城市，农村文化消费水平低，基础设施的知晓度、利用率偏低，闲置现象普遍，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虽然已基本覆盖农村区域，但其实际利用率极低。此外，政府对相关设施的后期维护投入相对较少，导致设备更新速度慢、维护不善，也加剧了相关设施的闲置。据笔者调查发现不少乡村存在文化场所被挪用，免费开放未实施等问题。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内容及形式单一、缺乏对农民文化需求关注的问题，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文化体验、娱乐活动等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0]，在供需上无法达到对等状态，从而导致供给闲置却不能够充分满足需求的局面，更无从谈“精神共同富裕”。
（三）城乡文化主体分布不均衡，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不相符
从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全民共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文化主体的培训力度，鼓励企业、民间机构以及院校积极参与文化建设。譬如，自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实施以来，完成了“十三五”期间培训传承人群数量的目标任务，有效带动了院校、民间群体参与非遗保护等文化建设的工作。文化主体多样性扩大，参与性与专业度都大幅提高，但其在城乡区域分布失衡的问题不可忽视。
一方面，由于城乡发展长期失衡，大部分文化人才都集中在发展快速的城市，其具备大量良好素质的文化专业人员，进一步带动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而在乡村，优秀的文化人才相当缺乏，加上城鄉文化从业者的待遇差距大，容易造成仅有的乡村文化人才外流，抑或是文化才能被掩盖转而从事别的生计，最终导致许多隐身于乡村的传统工艺无人传承甚至濒临绝迹。我国一些乡村地区对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难以保障从事文化工作人员的基本权益，必然会导致文化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流动性增强，延缓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但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乡村地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据笔者调查，乡村文化从业人员大多身兼数职，且专业水平较低。据文旅部发布的《公报》统计，截至2021年末，全国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190007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合计25478人，仅占13.4%[11]。另一方面，在长期“小农经济”固有的生活状态及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的影响下，乡村居民普遍缺乏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容易滋生事不关己的心理，未充分调动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难以激活大众创新的文化源泉。经调查，不少乡村地区在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时，存在建设进度缓慢、用地难征等困难，这无法达到共同富裕中“共同性”“全民性”的实现要求。
（四）城乡文化交流机制不完善，与共同富裕的制度要求不吻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是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克服了私人资本的盲目逐利，有利于社会成员平等地分配共同创造的财富。可见，共同富裕的制度要求注重公平性。
在工业文明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彼此割裂与隔离，演变为相互碰撞、对立，逐渐形成城市被视为先进的文明的标杆，乡村文化被视为传统、落后的象征的误区[12]。一方面，“离土离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了乡村人民对土地以及乡村文化的认同感、依赖感，他们被动从熟人社会转向适应半熟人甚至于陌生人社会，因而形成城乡文化交流差距。现代城市文明带来多元价值观念不断消磨乡村的内生秩序，冲击了基于乡村文化背景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而目前的文化交流机制侧重于城对乡的输送，忽略了乡对城的养分，没有充分挖掘乡土文化的内蕴与价值，尚缺乏城乡平等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城乡文化交流存在政府主导与民间推动对接不畅的问题，政府主导受限于统筹安排、资金投入以及人力分配，而企业、高校等民间组织则受限于政策配套。现有文化交流机制尚未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对接，无法从制度上保证城乡文化交流公平正义。因此，这不仅无法缓解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还会加大“主流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加剧城乡文化交流元素逐步被淡化、边缘化的风险，与共同富裕注重公平性的制度要求不吻合。
三、共同富裕导向下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共同富裕导向下城乡文化融合的良性发展，就要把握好长远目标与当务之急之间的关系，即要在解决城乡文化发展当务之急的过程中融入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因此，基于共同富裕导向下，应从文化建设的资源、供需、主体、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探寻城乡文化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数字赋能：活化文化资源，实现城乡文化共建共享
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不只是目的，更是手段，其意义在于整个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只有充分调动并利用好共同资源，才能创造更多具有共享性的“福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人民。”[13]城乡文化融合事业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应充分利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借助数字化平台载体，以发挥资源共享的作用。
首先，利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复现文化资源。通过3D、视频、音影等技术制成虚拟信息，多维度地将文化资源进行复原与再现，创意性地与将“旧资源”与“新技术”有效结合，实现内容与观众的远程互动。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对于不便开发、移动的文化资源也能在保护中传播文化与资源共享，注入新活力。比如云展览、VR全景旅游、数字图书馆等，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其次，创新精神文明建设的平台载体。健全数字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是文化在“互联网+”时代轉型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是打破文化藩篱、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14]。而发挥“网红”效应，在高受众度的自媒体时代，不乏是一种提高文化资源的“曝光率”的有效手段。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高点击率与播放率能够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当地带来商业投资，促进城市物质基础与乡土资源有效结合，成为新时期活化原始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
最后，激发数字化技术价值实现活力。应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整合已有资源与现实需求，以个性化定制等服务方式，为城乡居民提供更人性化的文化服务。立足城乡居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推动“寻根”活动；
围绕非遗传统工艺、当地特色习俗、农民丰收节等节庆日，打造特色文化产品，吸引城市居民消费，形成互动，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源的共享率。
（二）动力引导：优化供需体系，实现城乡文化协调共建
共同富裕所强调的是涵盖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不同区域、人群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地区与人群的共同富裕。但这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富裕的时间有先后，程度有高低，需立足具体实践，分阶段不断促进。文旅部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15]诚然，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调、均衡发展，应优化供需体系，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性。
首先，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聚问题补短板，才能实现城乡文化均衡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以财政投入为主、市场融资为辅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保障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期的维护力度。此外，还要合理规划公共服务的供给项目，实现政府间、部门间的资源统筹与共享，整合城乡政府的物质、设备等资源，推动资源下乡，从深层次落实“先富带后富”的思想价值引领。
其次，打造城乡之间文化服务线上互动平台。利用线上网络平台的新形式和线下走访收集的旧办法相结合的手段，定期收集居民对文化建设的意见建议，整合群众需求信息，结合城乡区域特色、年龄差异将需求进行定位，根据需求及时地调整文化供给的内容，更加精准地应对不同人群的文化诉求。
最后，满足城乡文化服务的民生诉求。盘活城乡文化资源，加大力度开发农耕文化、农业文化遗产等资源，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设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派驻专业的“文化管家”，系统化、通俗化地将文化服务渗透、根植于乡村，提高乡村地区的文化需求。同时，要及时了解城乡之间的民生文化诉求，通过完善农家书屋、电子可视化文化平台等基础设施，确保城乡文化供需平衡，从而实现城乡文化消费公平，做到文化“需求—供给—反馈”的良性循环。
（三）主体多元：强化队伍建设，实现城乡文化全民共建
共同富裕的奋斗主体是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人才队伍是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核心要素，加强以人才引领为核心的队伍建设才能更好实现全民共建。
首先，完善大众文化人才培养渠道。加强“文化富民”“精神富裕”的宣传力度，就地培训、线上课堂等多种创新方式并举，提升城乡人民投身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与自身技能。尤其要注重团结农民，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以城市文化人才对口帮扶、送文化下乡等方式，引导农民在投身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支持农民自发组建文艺队伍，参与文化人才培训，结合当地民俗特色、传统工艺创办文化活动，推动其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传播者。
其次，推进城乡人才流动机制建设。要平衡文化主体分布，提高城乡人才流动率，加大力度推进文化产业人才市场一体化进程，实现人才信息的互通共享。人才流动机制建设要重视相关教育主体的培养方案，强化校企、政企合作培养定向人才、搭建民间传承人培训中心，立足社会需求，重视文化传承，创新教学培养模式，完善双创教学体系，有针对性地根据双创需要的人才，制定匹配度较高的培养目标，增加创新创业的通识教育，强化实践课程，通过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定点输送人才。
最后，提升文化人才的发展环境。发展环境好才能真正留住人，相关部门及企业要完善既体现物质薪酬，又重视个人发展与成长的人才激励制度，争取专项资金，营造爱才用才敬才的良好环境。政府要积极引导参与主体在充分发挥其功能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通过多元主体互联，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共治的良性互动的全民共建格局。
（四）机制健全：深化协作机制，实现城乡文化联合共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这为城乡文化协作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方向指引。融合发展的前提是平等的文化交流，依托相应的协作机制，突破城乡文化隔离现状，促使人们互相理解，生发共识，推动城乡文化在交流中共同深耕与创新，从而将不同的区域文化能够转换为文化产业的生产力，为构建精神共同富裕筑牢制度根基。
首先，应明确文化协作机制运行的目标与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文化协作机制应以文化主体、内容以及其价值与载体等要素联合为内容，以构建合理平等的运作方式为目标，推动生成城乡人民共生共建共享的思想基础，以平等交流为底线，促使双方能够有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增进。
其次，协作机制化的主要内容要侧重于疏浚和改善。以城乡党建结对的主要领导方式，聚焦城乡文化衔接、共通的部分，促进文化交流协商，吸纳具有影响力的文创人士以及大众媒体进行文化平等的宣扬[16]；
鼓励、协调群众、各城乡文化合作交流的民间研究、展演机构以及营利机构多主体联合，在党委领导下，成立由城乡党政、文化骨干、乡贤、企业负责人组成的文化协作理事会，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构建城乡文化交流平台，加强规制与监管，提升弱势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优秀文化的传播力，进而步入城乡文化更深入的合作，推动融合发展。
四、結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富裕程度是衡量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准。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着眼于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形成新时代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精神力量。基于共同富裕导向下城乡文化融合要良性发展，应将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共同体，通过数字赋能、优化供需、强化人才队伍以及机制建设，补短板，强弱项，赋予城乡文化融合新活力，为共同富裕奠定精神根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2] 任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自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3）：52-5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7.
[4] 吴忠民.论“共同富裕社会”的主要依据及内涵[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6）：83-92+164.
[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02）.
[6] 庞虎，陈仁锋.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J].治理研究，2022，38（2）：24-31+124.
[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0-11-04（001）.
[9] 全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服务中心超57.5万个 将着力构筑公共文化新型空间[EB/OL].[2022-08-30].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1/04-23/9462414.shtml.
[10] 刘红.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2（3）：255-259.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2-02-28].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tjxx/202
206/t20220629_934328.html.
[12] 刘志刚，陈安国.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文化的冲突、融合与互哺[J].行政管理改革，2019（12）：60-65.
[13]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N].人民日报，2022-01-16（001）.
[14] 郭婷，陈红蕾.论全民参与式的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策略[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0，44（6）：25-28.
[15]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2022-08-15].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
u/2021-06/23/content_5620456.htm.
[16] 石东坡.试论健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机制及其法制化——基于“机制复杂性”的视角[J].台湾研究，2017（1）：28-36.
基金项目：2022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一般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农耕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研究”（FJ2022XZB074）
作者简介：刘洲彤（1997- ），女，福建松溪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淑兰（1971- ），女，江西临川人，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