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清果 李 爽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46 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上述论述为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也阐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丰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及文化底蕴，亦涵养了独特的中华气质。中华文明的传播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感，也肩负着新时代传承文化自信的责任感，饱含着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使命感。那么，如何培育中华文明的传播气质，进而以这种独特的气质映照于外在具象化的传播实践，从而影响国际受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值得深入思考。
谈论传播气质，可先从普遍的气质论进行思考。而关于“气质”的论说可追溯至对“气”与“性”的讨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从本体论层面看，气是万物相连的元媒介；
从实践论层面看，气的流动可为人所用，以演绎其所思所想，是谓气韵生动；
从方法论层面看，气可以成为人们由内而外将思想转化为行为的手段或意象，从而生成“气质”，形成“气势”，先声夺人。
（一）气质：由性理投射出的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气”概念的发展主要依循两条线索，一是从云气引申为凡气之属，再生发为自然物质始基，故上升至哲学概念；
二是从呼吸引申为气血观，生发出气质论，如此便上升为人的精神禀赋。“北宋五子”中的张载对“气质”有明确的界定：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①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1 页。依张载之见，由于人禀受的“气”不同，因此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也就有所不同，从而造成了人在性格、才情、生理方面的差异性、特殊性与相对性。不仅人如此，同样禀受气质的物也如此。张载之后，二程对“气质之性”也有相近的看法。程颐认为，人的本性（性之本）是相同的，不存在差异，“性之本”乃孟子“道性善”之性，这是从超越的层面而言的善性，无所谓“相近”。②李想、文碧方：《朱子的“气质之性”及其工夫论意义》，《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 期。朱熹则认为“气积为质，而性具焉”。“性”是具体事物的“生之理”，而这比纯粹的“人之性”“物之性”更具哲学意蕴，同时这本身也将我们对于“性”的探讨引入更为广阔的理学 视域。①张锦波：《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 期。
因此，“气质”从功能上看是沟通有形与无形的媒介，从效果上看则成为人类社会交流实践中遵理而行的有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讲，正因为借助气质的恒常性和可感性，也就是传播的可供性和可及性，理学才得以更广泛和深入地传播。这也正是本文提出“传播气质”的学理依据。
（二）形质：显于传播的气质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宝贵财富与优秀代表，恰恰是因为在文明的演进与积淀过程中存在多彩的“有形之质”，通过对话、交往与传播，弥漫式地散播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气质。今天，有意识地涵养新时代中华文明传播的“气质”，将成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一招。
若将气质置于普遍意义的内涵上来考量，即气质是指主体相对稳定的个性与禀赋，我们往往从身体仪态、语言神态、精神面貌、坐卧站立等具象化的维度观察一个主体的气质。这种情况是以身体为媒介的亲身传播，在视觉化的感官符号辅助下传递与感受气质。而在受制于时间与空间等因素的限制，无从亲身体验对方气质的情况下，亦可借助外部媒介，例如古籍经典、影像作品、他人评述、珍贵历史遗存等，对主体气质窥得一二。当今国际传播向视频化发展的潮流趋势，也使中华文明形象得以通过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于国际受众面前。
那么，何为“传播气质”？传播气质指的是传播主体（个人、组织乃至某种文明）基于自身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所积淀的禀赋，在日常传播活动中显现出的不同于他者的气度、气象、风范、风格等。传播气质强调的是一种类似于气场或场域的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等，所不同的是，传播气质更具内在性，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亦即不因时空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种气质在交往中能够被感知、被理解、被接受，进而扩散开来。因此，传播如要长期致效，就应当培育传播气质，从而营造促进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等的传播环境。
中国古人相信，人一旦认清宇宙对万物的包容与协和，就能自觉达到天人合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谢清果、董婧玮：《中庸：儒家内向传播的独特运思方法》，《名作欣赏》2017年第9 期。。而这种理念所包含的诚（诚是一切德行之本）、时（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更新），不仅是调节内心的重要方法论，同时也是追求和平、和谐、互惠、共赢的优解，可作为中华文明气质传播的内在基底，以温良的气韵表现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建构提供参照。
传播气质看似抽象，实则以无形胜有形。传播过程中可以感知到的一切具象化的实际行动，往往是由精神意识内容所指引，而精神意识则代表着主体气质所在。国际传播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传播气质作为中华文明的内功所在，以不可触及却弥漫各处的方式，贯穿于国际传播的全维度，以内在之气共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气质。可将中华文明从宏观维度上加以切分，即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精神的各层次综合把握中华文明传播气质的外显实践。
（一）政治视域下的传播气质：以“胸怀天下”的共生气质为主要指向
政治视域下的传播气质，即通过国际传播彰显出的大国外交与对外交流的中国气度。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13 页。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和平、睦邻友好的理念，体现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平外交的和合气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外溢，“共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传播与交往中具有广纳性的气质指向，这种共生情怀以“和为贵”的思想为依托，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圆融之态。例如，墨子关于“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指出了“视人室若其室”“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的重要意义。当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将世界未来发展、人类前途命运置于胸中的体现，凸显了责任与担当。①〔清〕孙诒让：《墨子闲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56 页。
以“和合”为内涵的共生理念是中华文明传播气质的精神财富，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是其核心，对于中国对外交往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意义不言而喻。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亲善、合作、睦邻友好的形象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 页。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秉持胸怀天下的和合共生气质，但绝不懦弱。中国对外政策是以和平为主基调，但绝不妥协于霸权。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之路的坚定态度与积极实践，也形塑着中华文明内蕴的敢于斗争的气质与品格。当下，我们面临着全球化和多元现代化的浪潮，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和合共生”是在政治视域下培育传播气质的落脚点。
（二）经济视域下的传播气质：以“兼济天下”的共享气质为价值担当
经济视域下的传播气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往来的行为中所散发出来的个性禀赋，即包容、诚信、开放、共享、互鉴，以及绿色健康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等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中华气质。
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现中华文明互利共赢的开放气质与守望相助的友好气质。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1—62 页。同时，中国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惠及各国人民。例如，中国亦毫无保留地同世界各国分享消除贫困的经验和执政理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上山下的家》、四川台《玫瑰熏香了雪山》、贵州台《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等节目对我国扶贫成就的介绍，令不少亲临实地考察的外国政党领袖为之感慨。①张君昌、陈积流、张引：《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新闻战线》2022年第15 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新画卷》系列报道聚焦塞尔维亚、埃及、土耳其、老挝、阿联酋、肯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德国、斯里兰卡、越南11个国家的重点项目取得的成果以及背后的故事，集中对外展示了“一带一路”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民生、抗疫物资供应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突出展现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中国开放共赢的真诚气质也从中得以彰显。
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主张是从经济视域展现中华文明传播气质的另一向度。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天保民”观念，到近年来坚持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都是尊重自然规律，讲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惠民生、惠万物。中国在稳步发展的道路上始终怀有和谐共生、绿色健康发展的温良赤诚之心。
（三）文化视域下的传播气质：以“百花齐放”的共通灵韵为认知载体
文化视域下的传播气质，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象征，如水墨画、青花瓷、中国节气、具有中国式隐喻的景物、动物等，以及文化的多元组成部分，诸如音乐、影视剧、游戏等，在对外传播中所展现的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东方灵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多彩绚烂的中华文化日益成为国际场域中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气质的通约式艺术载体。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的服饰中体现的京绣文化受到海外用户的关注；
《苍兰诀》通过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化影视特效巧妙结合，更加直观地体现了东方美学的感染力，登上奈飞（Netflix）多个国家和地区热度榜单前十名……上述案例也表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对中华文明气质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四）民族精神视域下的传播气质：以“自强不息”的传承气质为整体熏陶
民族精神视域下的传播气质，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气质基调以及个体行为所呈现出的气质因子。无论将视角置于华夏民族的群像上，还是落脚于某一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气质作为相对稳定的个性禀赋，都可找到其中共通之处，并总结出民族精神层面的气质概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 页。这一论述进一步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旨归。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底气，背后蕴含的国家气质与民族气质，是对中华文明气质的彰显，新时代塑造着中华儿女在社会交往中的传播气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媒体发布图文与视频《中国在武汉10天建成一家医院抗击疫情》、Vlog《我们在武汉：与火神山医院零距离》等，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对抗疫情的伟大民族精神展现出来，收获了海外网友“只有中国可以”“不敢相信，这要是在美国得花5年”等评论，无形中令海外受众直观感受中国的行动力与民心凝聚力，进而鼓舞全球抗疫信心。
具体到个体的气质，作为中华文明优秀品质与精神气质的缩影，也会影响更多国际受众的认知。例如，作为一名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这项运动中展现出的自在、从容、舒展、享受的精神面貌，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东方人形象；
藏族小伙丁真的短视频作品受到海外关注与大量报道；
致力于传统手工艺术的“阿木爷爷”的视频在YouTube平台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
李子柒立足慢节奏田园风格，向国际受众展现华夏大地的自然风光、传统手工艺、传统服饰等，这些都是采用不同的策略与技巧，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实例。这也表明，我们可以将具象的个体气质作为微观切口，搭配其他气质的呈现方式，打好中华文明气质传播的“组合拳”。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整体气质，体现为上述不同视域的开放、包容、共生的通约气质，而细化到公民个体的特质与风格，也是在中华文明营造的氛围中培育形成的，虽表现各异，但“气”韵始终稳定，即在传统文化与爱国情怀涵养下传承的气质。
（一）“多音齐鸣”：立体复调式散播中华气质
中华文明的传播气质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依托，以中华儿女的个人主体为具象化体现，配合多元类目的文明表现形式，向外辐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涵养与散播中华文明气质禀赋，建构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建构多主体的复调式传播格局，实现“多音齐鸣”。对此，可构建主流媒体引领、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国际传播格局，借由多种影响力不同的主体向外辐射气质内涵，形塑全球受众对于中华文明气质的感知。
总体来看，主体气质的展现是在把握主基调的前提下充分自由地进行创新性表达，力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展现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多元，为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赋予主体气质之源。
（二）“文化间性”：共情通约式散播中华气质
“文化间性”源自埃德蒙德·胡塞尔所提出的“主体间性”，指不同文化在承认彼此主体地位基础上的对话、交流、融合与共生。传受双方应该超越人类本能的文化中心主义局限，尊重异质文化的他者，并坚持从他者出发，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桥梁，促进双方之间的互惠性理解，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果。①李成家、彭祝斌：《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5 期。中华文明的传播气质亦需从共通性的情感联系入手，传播者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巧妙培养和运用共情，即选择能够引起他者普遍共情的日常生活化、具有情感共鸣的故事和内容，例如真善美、亲情、爱情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促进他者的同向解读和情感共鸣，进而引发他者的行动反馈。例如，北京冬奥会以“一起向未来”为主题，包含着中国人民愿与世界人民共创美好未来的殷切期待与诚挚邀约，其开闭幕式以“一朵雪花”为主题，贯穿始终的是冰雪运动与冬奥精神的凝练表达，也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生动隐喻。
在注重内容的同时，也要打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兴呈现形式。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①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 期。。应充分把握“视频化”的时代传播特征，积极利用视听媒介打造优质传播内容，以视觉感染引发共情，助力打通沟通壁垒，提升传播内容的理解度与认同度。
（三）“贴近传播”，精准式散播中华气质
贴近传播包括语态下沉的贴近式对话，也包括适配受众国接受心理习惯的分众化传播。国际传播不仅要“有理说得出”，也要“说了传得开”，如何把握语言传播的艺术成为重中之重。语言传播是最基本的传播形式，语态呈现的不同决定了主体向外散播的气质呈现明显差异。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要积极寻找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更多地使用贴近式、有人情味的话语符号，积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圆融接纳，进而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为实现更好的气质传播，需针对不同对象国的特点制订适配的国际传播方案，筑牢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根基。
气质是一切外在符号化表征背后的抽象内容。建构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首要的是追溯中华文明之性，而彰显中华文明之性需从传播气质入手，探寻相应的内在逻辑与建构路径。因此，需要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内功层面，以气化性，连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宝贵价值，涵养中华文明传播气质，进而通过中国气质的向外播散，增进世界各国公众对中国的感知、认知与理解；
在外功层面，从主体气质到传播内容，再到传播形式与路径，不断优化创新。在内外并举的努力中，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价值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