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鸿 图/朱大凤
在永恒的世界和至高的美面前，安居于时空一隅的自己是多么渺小啊。
从地图上看嘉兴这座城市，一小块像心脏一样的形状被环城河包围起来，中山路从中贯穿而过。母亲退休前在中山路上的一所学校工作，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条城市的主干道上度过的。沿着中山路，东至城东路的老火车站，西至越秀路的老汽车站——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这就是整个世界。因此，每当接近城东路和越秀路，年幼的我就会升腾起一种错觉：就要到世界的尽头了。尽头那一边的虚无空间因其未知而附着了危险的气息，“不可以一个人乱跑”，我总是被大人告诫着，火车站和汽车站如刻耳柏洛斯般看守着我世界的大门，阻止我轻易地走远。
从一开始，“世界”不是以其“世”所蕴含的丰富性，而是以其“界”所蕴含的限制性对我显示了它的存在，它划定某种分隔，限定我身处的境域。而后，生活的潮水卷涌着我越过藩篱，世界的疆域由此拓宽，鸿蒙徐徐展露出它的面貌，成为具体的房子、街道和人群。
那时候，中山路上还没有太多的汽车，我喜欢在机动车道的中央来回奔跑，被别的小孩子告发后，就会被母亲怒气冲冲地拎回去。10 岁那年，我跟着父亲去西安旅游，在凌晨3 点离家前往火车站。小时候，我和母亲不太亲近，但是拎着行李出发的那一刻，我却突然萌生一种依恋，不想离开她。我趴在出租车的后排椅背，透过后车窗，看到母亲站在空无一人的中山路上目送我们，路灯投下一片昏黄，她的脸埋在暗影里。我对她招手，但她只是垂着手立在原地。这很像某种预演。
后来，中山路在我认知的世界里继续向前伸展开去，沿着G60 沪昆高速一路东去，延伸到上海。在上海念大学的那几年里，很多个周日，母亲拎着行李箱送我去火车站。在我检票进站的时候她都说：“我回去了。”直到有一次，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发现她伫立在候车厅的落地玻璃窗前。我对她挥手，但她没有回应，因为隔得太远，看不到我。她只是目送着火车开走，就像很多年前她站在中山路上目送出租车离开那样。她逆光站着，成为一道深灰色的剪影。一直都是这样，她找不到我，我看不清她。
从嘉兴站至上海南站，被围裹在骈肩叠迹的人群里，坐上地铁3 号线——人人都想在始发站争抢到一个座位，至凯旋路，拎着行李箱在每一级台阶上挣扎，穿过天桥，乘上71 路公交车至美丽园，抵达另一座城市的心脏。在无法查看GPS 导航地图的年代，这是母亲通过询问路人事先为我摸索出来的去大学的路。夜晚，在高层的学生公寓能看到高架上永不间断的车流灯带，夺目的黄色和红色勾勒出崭新世界的模样。说起来，上海有很多与“世界”有关的地方，南京路的“新世界”，淮海路的“新天地”，常常听到人们说“我要坐8 号线到大世界去”。如同这些包含着宇宙精神的地名，这座城市以开放的气质邀请我徜徉其中。
我在大学学习戏剧，从剧本中读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生，平日里辗转于大小剧场，但回想起学生时代，记忆中率先跳出来的都是无关宏旨的碎片。某个冬日在威海路等23 路时倏忽飘落的雪花，以及那一刻随之而来的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某个晚上下课后误乘754 路，至虹桥路慌张地下车，在深夜的南丹路兜转；
在镇宁路和延安西路的十字路口突然涌起想要起舞的愉快心情；
诸如此类。和一个朋友乘坐94 路经过武宁路桥的时候，她告诉我，这座桥很像塞纳河上的亚历山大三世桥。“那座桥很美。”她以笃定的口吻说。后来我去巴黎，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来回走了很多遍，抬头看到那些镀金雕塑和爱奥尼式立柱时，总会想起武宁路桥，它和许多片段式的关于上海的印象一样，率先向一个小城女孩展现了世界的可能性，像是一种急切的预告。
大量新事物的冲击给人错觉。在20 岁的年纪，我自负地认为，曾经不敢走出中山路的自己已然拥有了一个很大的世界，它的边界每一天都在向外伸展。这种令人忘乎所以的自我认知在世博会到来时几乎达到了顶峰，那时我在世博园区做大学生志愿者，身边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世界博览会”意味着将一整个世界打包塞进黄浦江两岸的空阔地带，对我而言，每一寸土地都如数家珍。那一年，我得到一个去美国交换留学的机会，却根本无意前往，既是出于盲目地认为自己的世界已经饱和，也是因为不愿意花费父母的积蓄。父母为此发了一通脾气，斥责我胆怯。最终说服我不要放弃的是我的法语老师，她在教学楼幽暗的走廊里向我讲述自己年轻时去巴黎留学的经历，眼里仍有光。最后她作出结论：“20 岁，去看看世界吧。”
——世界，究竟是什么？
于是，我的路途继续延伸，爬上高架，离开静安区，直至浦东机场。飞机跃上万尺高空时，我往下望去，看到城市如沙盘般失去实感。送机的父母无法像过去那样目送我离开，他们要摸索着回到上海南站，在那里乘火车回家。
我在纽约学了一些有关电影制作的技术，知道了灯光和剪辑的奥妙。但我从来没有仔细回顾过那一年的时光，后来被人问起，竟一时无言。囫囵吞下的电影专业知识已经像滴入水中的墨汁般湮散而去，剩下的不过是一些轻盈的生活印象：新泽西的雪，午夜的地铁，中央公园的雕像，博物馆里的《星月夜》，日夜不息的42 街，以及从科尼岛去往曼哈顿时在伊斯特河上眺见的沉默的布鲁克林大桥。在这些无甚意义的瞬间里，我仿佛总能听见从当时租住的房子窗外传来的冰淇淋车的音乐。在那轻快而单调的旋律里，我给父亲发邮件，希望他和母亲来美国做短途旅游。回复短简：你好好念书，我们不过来了。彼时父亲正要住院，为是否做心脏搭桥手术而游移不定。那段时间，母亲带着父亲辗转于杭州和上海求医，还要筹措我的生活费。每当听到冰淇淋车的音乐，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想起在全家人齐心协力隐瞒的同时，我正和朋友们四处游历，在异国无忧无虑地度过了21 岁。
数年以后，父母赶在年迈之前跟着旅游团去美国，因为过分压缩的行程安排，大巴在凌晨2 点将旅客们送去时代广场。我的父母在42 街和第七大道交会处徒然地停留了半个小时。父亲说，当时街道上比肩接踵，全然不似子夜。他问我：“你去过那里吧？”42 街剧院林立，有大型的换乘枢纽，是我在纽约时经常经过的地方。我忍不住想象父母有些新奇又有些茫然地置身于熙攘行人中的样子，而我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也曾身处于此，在某一种空想的时空重合中，或许我们是在一起的。
从美国回来后，我认识了我的先生，尽管我们有很多不羁的想法，仍在4年后举办了一场相当传统的婚礼。婚车来嘉兴接我的那天清晨下着很大的雨，母亲数落我挑了一个“好天气”。中午，雨停了，在我坐进婚车的时候，跟拍的摄影师让母亲捏着我的手佯装告别，进行嫁女的叮嘱。在内心深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家，更何况母亲当天会乘坐另一辆车来上海参加婚礼。母亲起初试图配合摄影师的指示，她拉着我的手嗫嚅着，最后不善言谈的性格占了上风。在摄影师略显失望的注视下，我探出车窗对母亲说：“一会儿上海见。”母亲说：“好的。”
婚礼上，先生对我说：“我会尊重你的决定，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这番话惹得我几乎要落泪。台下的宾客欣慰地见证着一个年轻家庭的诞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已经决定去日本留学——除了我的先生，我的家人，我那心事重重的母亲。和曾经鼓励我去纽约不同，这次母亲极力反对，担忧我那簇新的婚姻会因为我的任性而毁于一旦。很多人无法理解一个新婚的女人为什么要去另一个国家念书，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在编剧的笔下，女性结婚后仍打算留学宛如一桩罪行，足以让男方提出离婚。我想起高二时的一件事。有一次理发师失手将我的头发剪得很短，第二天去学校时，一个女同学问我：“你为什么把头发剪这么短，你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人们总需要一个理由，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使所有杂乱无章的事情归于有序。比如，我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日本？背后没有被问出口的问题是：你到底哪里不开心？其时我出版了两本无关紧要的童书，写完那些中学时代的故事后，我觉得自己被倾倒一空。我该如何对人们解释，因为我对自身的空空如也感到不满，因为我预感到自己的世界将停止延伸。我想看看，在青春行将消逝的时候，自己还能负隅顽抗地走多远，以此来阻挡浅薄的侵蚀。
孤注一掷地，我的世界向东瀛绵延，落在那座建于海上的机场，经过京都的群山，至东京的闹市。长久以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为身外之物而学习，成绩意味着机会，排名是通往荣誉的阶梯。东京的大学院给予我一种自由，我终于不再需要回应他人的期待，计算治学可换取的结果。非功利的兴趣促使人放下对自我的关注，于是更大的世界赫然现出它的容颜。在课上学习太阳剧团关于卢旺达屠杀的作品时，我突然意识到，4 岁的自己在中山路上骑着三轮自行车疾驰的一刻，某个图西族人正在厨房的柜子里惊恐万分地躲避胡图族邻居的砍刀。当我即将进入小学、憧憬着文具店的新书包时，那个为28岁的我留下艰深理论的德勒兹因病痛的折磨轻轻跃出自家的窗台。艺术和哲学的绚烂厅堂为我开启了大门，千万个时空如网状交织。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中的舞者将我团团围住，倏尔扬长而去。数不尽的先贤们窃窃私语，罗兰·巴特对着净琉璃惊叹不已，安托南·阿尔托高谈阔论着戏剧与炼金术的关系，死于盖世太保枪下的布鲁诺·舒尔茨对我大声叫喊：“少一点儿内容，多一点儿形式！”我惊恐万分，从未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据说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一个农民可能一生都不曾离开村落超过200 米。现代交通带我走过了古人无法想象的距离，我却不像20 岁初次面对更大的世界时那般欣然自得。我不再觉得自己的世界向浑浑无涯处扩张；
相反，它变得那样微不足道。斯多亚派的哲人们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在永恒的世界和至高的美面前，安居于时空一隅的自己是多么渺小啊。
曾经中山路上的那个世界，在经历过漫无边际的膨胀后向内收缩，凝结为我内里的核心。上海、纽约、东京，无论在何处，我的身后仍是京杭运河旁的那座小城。在国外，人们总爱问你从哪里来，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出身推演出某种预判。嘉兴对他们而言是个籍籍无名的地方，我想起小时候对于未知地带的那种混沌的感觉，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在这些过客的脑海中也是混沌不明的。
半个月前我回嘉兴看望生病的姑妈，惊异地发现从曾经那个“世界”尽头越秀路前往北面的尽头城北路，开车只需要8 分钟。小时候父亲带我绕着环城路骑车一周，曾花去整个下午，他说：“记住，这就是嘉兴城。”本雅明在《柏林童年》中写道：“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它们萎缩了，仿佛长出了和小矮人一样的驼背。”20 多年前，姑妈牵着年幼的我去夜市淘宝，而今她虚弱地埋在沙发里，客厅里弥漫着中药的气味。房间里的陈设连同那清冷的日光都与往昔别无二致，我的视线移过一件件旧物，然后在书架上发现了去日本前我出版的那两本小书。我想，除了至亲，没有人会把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摆在家中。旋即我不无伤心地想到，当一切消逝，我在故乡留下的印记是否也将渺无影踪，岁月之箭亦不再回头。
我想起高中学过的相对运动理论，课本的插图里，一个小人坐在火车上，火车飞驰，而小人相对静止。这真像一个隐喻。小人被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带去了不同的时空，他却安静而不自知。许多相识的人，亲戚，朋友，同学，在不同的机缘中离开了嘉兴。他们或许会从木心的回忆中获得共鸣：在故乡的家中“只经历了5年，之后，在杭州、上海过了40 多年，美国25年”。当人们在异乡熄灯睡去，身体内那小小世界的核心仍在永不止息地轻轻律动，将梦境牵引至彼方。而离开终究成了一种宿命，像是有声音在冥冥中诵祷，恰如《天堂电影院》中阿尔弗雷德对托托所言——
出去闯荡吧，永远不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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